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莫高窟今編17號窟發現了大宗古代寫本、及數量雖少而價值珍貴的印本文書，被稱為敦煌遺書；還有一部分古代絹書、帛畫、紙畫和銅佛、法器等遺物。這宗文物的發現，是近代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單就寫本、印本書卷來說，其內容包括佛經、道經、景教經、摩尼教經、四部古籍、公私函牘、契據貸券、寺院文書、地方史誌、通俗文學、雜抄習寫以及古代粟特文、梵文、波羅謎文、吐蕃文、回鶻文、於闐文等多種文字的寶貴資料。這宗文獻的年代，最早的題年為前秦甘露二年（公元359年）日本中村不折舊藏（今歸日本書道博物館）《譬喻經一卷》，題雲：“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齋叢中寫迄。此月上旬漢人及雜類被誅何二百人，願蒙解脫，生生信敬三寶，無有退轉。”（插圖30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前秦甘露元年寫本《譬喻經》）；最晚的題年為北宋鹹平五年（公元1002年）俄藏Ф32號北宋鹹平五年《曹宗壽造經帙疏》，題雲：“施主敦煌王曹厶與濟北郡夫人氾氏同發信心，先命當府匠人編造帙子，後請手筆添寫新舊經律論等，通共成滿，報恩寺藏教訖者。維大宋鹹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插圖31 俄藏Ф32號《曹宗壽造經帙疏》）。還有一些寫卷，雖無題年，通過考證可知其更當在鹹平五年之後。法國陳祚龍先生曾經揭出S.4358《李相公歎真身》，本是宋仁宗天聖九年（公元1030年）所撰《佛牙讚》之篡改本，宋仁宗原詩於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刻石鐫碑，立於汴京相國寺，因而得以廣泛流傳34。作為篡改本的敦煌抄本《李相公歎真身》，更當在公元1065年之後，此時，敦煌已是沙州回鶻統治時期35。
十八世紀後期以來，敦煌已有零星文書出土。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今敦煌研究院編號第十七洞窟）發現之後，又在敦煌莫高窟其他洞窟、佛塔、古堡、烽燧等遺址中及塑像腹中，也發現一些十六國以來到西夏和元代的文書，還在羅布泊及吐魯番地區也發現一些敦煌文書。這些都被通稱為敦煌遺書。敦煌遺書的部類，分屬經、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籍薄、帳冊、寺院文書、百姓函啟以及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經、律、論、史傳；文字品種除大部分為漢文，又有佉盧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於闐文、回鶻文、西夏文、敘利亞文、八思巴蒙古文等多種失傳的古民族文字寫本，內容涉及天文、曆法、醫學、算學、經濟、政治、經學、文學、曆史、地理、宗教、民族、社會、民俗、語言、音韻、文字、書法、音樂、舞蹈、俗講、曲詞、詩賦、陰陽占卜等等，可以說應有盡有。尤其可貴的是，其中保存有大量當地官府寺院及官吏、僧尼、百姓、甚至學郎、兒童的行事應用文書，多是傳統典籍未加保存，有些甚至是目錄學中絕無記載、聞所未聞的文獻，極大的豐富了我國古代文獻寶庫。
古代敦煌文獻出土之多，儲藏之富，為前所未聞。清人得一宋本即視為珍寶，而敦煌所出更比宋本還早，而且多達數萬卷，令人驚詫不已。可以說，敦煌遺書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收藏最豐的古代珍本庋藏，它的價值和意義足以同我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其他三大發現――甲骨文、漢晉簡牘和明清內閣檔案比美爭輝，被譽為“學術的海洋”。從學術意義上講，這宗數量驚人、內容廣博、價值無量的文獻瑰寶，成為敦煌學材料中蘊藏宏富的珠海珍山。
從廣義的文獻學來說，敦煌文獻還應包括敦煌及周邊地區（如羅布泊地區、玉門市花海地區）出土的漢晉簡牘，計有斯坦因在敦煌及羅布泊地區獲得簡牘兩千多枚；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敦煌市博物館發掘及收藏敦煌地區出土簡牘約兩萬多枚，嘉峪關市文物保管在玉門市花海公社東北30公裏一座漢代烽燧遺址獲得漢簡91枚。簡牘年代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三世紀，內容涉及詔令、邊防、屯戍、征伐、賦稅、交易、民族、行役通流、使節往還、公私函牘等等，多為兩漢、曹魏及兩晉史誌文獻缺載者，大有助於漢晉史事研究及敦煌史地考證。
敦煌遺書內容及價值意義
下麵，對敦煌文獻的主要內容及價值意義分十個方麵略作介紹。
1.佛教經典
敦煌遺書中的佛教經典約占敦煌遺書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是敦煌遺書中最大宗的部分，佛教的經、律、論三藏要籍差不多都有，人們視為百科全書式的佛學集成。特別是其中早已失傳的佛典要籍，如《三階佛法卷二》、《無盡藏法略說》、《大乘入道次第》、《大乘四法經綸廣釋開決記》、《大乘稻芊經隨聽手鏡記》及法成譯《薩婆多宗五事論》、《佛說閻羅王授記令四眾逆修生七齋往生淨土經》等共有三百多種，填補了自宋以來由於典籍散佚留下的空白，為我們提供了佛教史研究的獨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