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藏經洞文物零星散出，莫高窟之名開始在國內引起上層人物和古董商人的注目，消息很快傳到外國人耳中。他們也對敦煌文物垂涎三尺，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藏經洞文物，有的還專程來莫高窟盜寶，這些盜寶活動最主要的有9起：
第一起，俄國商人庫庫什金，他大約在藏經洞發現不久就來到敦煌，用衣料、線香等向莫高窟“和尚喇嘛”換取了一部份漢文、梵文、吐蕃文、回鶻文及蒙文寫卷和絹畫。但此事俄羅斯學者有不同看法，孟列夫（緬西柯夫）教授不隻一次跟筆者說：所謂“庫庫什金”者，本是小說虛構人物，並8非真有其人其事。
第二起，俄國探險家奧布羅切夫，他於1905年10月來到敦煌，向王道士騙取寫卷兩大包，詳細數目未予公布。
第三起，英籍匈牙利考古學家斯坦因（插圖8 斯坦因（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圖史》）），他在1907年到敦煌，用200兩銀子賄賂王道士，騙取經卷、絹畫等文物三十四箱；
第四起，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插圖9 伯希和（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圖史》）），他在1908年來到敦煌，從王道士手中用500兩銀子賄賂王圓祿，騙取學術價值最高的敦煌遺書5000多卷 ，另外，還有藏經洞所出古代絹畫、幡畫等文物，並且拍攝了莫高窟大部洞窟塑繪藝術珍品的照片。
第五起，日本的桔瑞超（插圖10 桔瑞超（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圖史》））和吉川小一郎（插圖11 吉川小一郎），他們1912年來到敦煌，騙取佛典及各種寫本等五百餘卷（插圖12 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第444窟前室北壁的鉛筆劃寫）。
據清代敦煌縣府檔案記載，藏經洞出土遺書於宣統二年（1910年）被“悉數”解往北京。但實際情況是，這批劫餘遺存從莫高窟起運之前，王道士已經私自轉移藏掖不少。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及其後鄂登堡與二次再來敦煌的斯坦因等又從王道士手中獲得一千多卷寫經，就是王道士私藏之物。
第六起，1914年3月，斯坦因第二次來到敦煌，用500兩銀子再次賄賂王道士，又騙取經卷570卷。這兩次所得敦煌遺書，大部分收藏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東方部。該部編製的敦煌遺書草目，標號有11604件，另有一方尺以下的碎片數百片未編號。此外，斯坦因還拍攝了莫高窟大批塑繪照片，還在羅布泊及敦煌長城沿線掘去漢晉簡牘789枚。
第七起，俄國專家鄂登堡（插圖13 鄂登堡 ），他1914－1915年在敦煌考察，拍攝兩千多幅莫高窟照片，割剝北魏，隋、初唐、盛唐、五代等各期壁畫多方，繪製433個洞窟的平麵圖16，並且盜去一些殘塑像，他拿走的敦煌遺書數目不詳，據前蘇聯漢學家庫茲涅佐夫說，連同奧布羅契夫和科茲洛夫獲取的黑城遺書在內，共約12,000卷左右。據吳其昱先生的調查，實數11,375號， 1995年筆者前往考察，所見編號已達18,943號17。
第八起，丹麥旅行者索雷森（1880－1932），時任上海大北電報公司首席報務員，他1915年春行經敦煌，在敦煌“買到”漢文寫本14軸（共27個編號）。其中《華嚴經論》卷十五，據彼得森先生考證，屬失傳佚本18。
第九起，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插圖14 華爾納），他1924年來到敦煌，用特製的膠布從320、323、329、331等窟粘揭壁畫26塊，合計麵積32,006平方厘米；從328窟盜去唐代彩塑精品半跪式供養菩薩一尊（插圖15 被華爾納盜往美國的莫高窟第328窟供養菩薩）；還購去敦煌寫經兩卷。今存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1925年夏，他第二次來到敦煌，欲進行大規模盜寶。由於受到敦煌民眾抵製，隻購得一件隋代寫本《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又到安西縣（瓜州縣）榆林窟五號窟（今編第25窟）拍攝了45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