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重新發現
莫高窟文化藝術瑰寶，是在敦煌政治、軍事、經濟地位上升的千百年間逐漸創造積累起來的。它又隨著敦煌在政治、軍事、經濟地位上的衰落而逐漸蕭條冷落，終至湮沒無聞。
有明一代，敦煌基本上成為“化外”之域。在吐魯番人占領敦煌近二百年的漫長時期內，莫高窟受到嚴重破壞。洞窟、窟簷、殿堂、壁畫、塑像七零八落，破敗荒涼。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進軍西域，敦煌才重歸中原王朝統轄。雍正元年置沙州所，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升為沙州衛，從關隴五十六州縣遷來大批移民充實敦煌，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改沙州衛為敦煌縣。
雍正三年，光祿少卿汪漋奉命來敦煌督修新城。這期間他遊曆莫高窟，看到窟內古代精美的壁畫和塑像，寫了好幾首詩記述和盛讚莫高窟工程的峻偉，繪畫之絕倫。他在詩中寫道：“神工勞劈劃，匠手巧雕鐫 。”，“大地形容盛，靈光繪畫宣。”，“色相嗟多毀，丹青訝尚鮮。”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曾任肅州道兼署安西兵備道的黃文煒在他編撰的《重修肅州新誌·沙州衛冊》中記述了莫高窟的唐碑和壁畫，錄載《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並有所考證。他說：“今寺已久湮，而圖畫極工。以不見風日，金碧粉墨之色不變，與此碑同為塞外舊觀也。”嘉慶末，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徐鬆曾到莫高窟考察，抄錄了這裏的數通唐碑，並對莫高窟史有所考證，載入他的名著《西域水道記》。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敦煌縣令蘇履吉主持纂修《敦煌縣誌》，此誌卷一刊有《千佛靈岩圖》以備觀覽（插圖7 道光十二年刊《敦煌縣誌》卷一《千佛靈岩》圖）。此圖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莫高窟景觀圖。
莫高窟石窟藝術終於被重新發現。從此，莫高窟之名漸漸得以傳出，並且引起英、俄、日、美等國學者的注意。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齊慕名而來，回國後盛讚“千佛洞中壁畫雕塑之美，冠絕東方”。英籍學者斯坦因就是從洛克齊的介紹中第一次獲得莫高窟藝術信息的。
莫高窟文物的流散與接踵而至的厄運
藏經洞發現後，洞中文物就開始從王道士手中流散出去。在藏經洞發現的當年（公元1900年）敦煌縣令嚴澤（字金清，光緒二十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三月曾任敦煌縣令，又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複任，同年十月十六日病故於敦煌），就得到藏經洞的一幅觀音像；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敦煌知縣汪宗瀚也得到一些佛畫和經卷，汪宗瀚又將自己所得的一部分轉贈給葉昌熾、恒介眉、張筱珊、張友履、陸季良等人。其中，甘肅學台葉昌熾得到藏經洞佛畫兩軸、寫經五卷；王道士還奉送給酒泉道台廷棟一箱經卷；廷棟又將自己所得陸續轉贈，甚至遠在新疆的伊犁將軍長庚和戴罪王爺載瀾都有所得；王道士還告訴斯坦因，有幾卷漢文佛經被送到蘭州的總督衙門；德國考古盜寶者勒柯克1905年聽一位曾在敦煌盤桓逗留的俄屬中亞商人克新阿考得說，蒙古王爺也得到過莫高窟出土的一些藏文佛經和小佛像15。1910年，學部照會甘肅當局，將敦煌遺書悉數運至北京保存。於是從莫高窟裝上馬車，第一站先到敦煌城內，當天停車於東街小學院內，無人看守，敦煌官紳乘機竊取。據敦煌拔貢呂鍾先生說 “當時敦煌官紳共拿過二千餘卷” （見呂鍾《重修敦煌縣誌（稿）》卷二《方輿誌》“千佛洞”條附《千佛洞古佛經發現記》）；心道法師《遊敦煌日記》說“當時敦煌官紳共取去一千餘卷”。二說雖有不同，但於此略可窺見藏經洞文物最初流散情況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