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4年，吳昌碩與吳隱等在杭州西湖孤山創立西泠印社，由他擔任社長。其書畫篆刻對近現代畫家頗具影響，尤受日本畫界推崇。有《缶廬集》《缶廬印存》等作品集傳世。
吳昌碩的存世作品很多，例如《葡萄葫蘆圖》《紫藤軸》《水仙天竹軸》《秋菊延年圖軸》《桃實圖軸》《墨荷圖軸》，等等。
●甲骨文重見天日
1899年的秋天，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得了瘧疾，用了許多藥也不見效。有位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其中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脊椎動物骨頭的化石，可以治療虛弱和破傷，一般出產在河南安陽。王懿榮看了看藥方，也沒有太留意。
王懿榮是北京城裏有名的金石學家，加之他人品好，不少名流學土都願意與他打交道。誰得了什麼寶物，都想請他給鑒定。過了幾天，有個同鄉的文物商人從河南搜求了幾樣寶物，請王懿榮來鑒定，其中就有一些“龍骨”，不同的是上麵有一些刻痕。王懿榮把這些“龍骨”拚拚湊湊，覺得有些像烏龜的殼。忽然，他頭腦中靈光一閃，意識到那些刻痕並不是隨意刻上去的，而很可能是古代的文字！他激動得坐不住了，意識到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龜甲獸骨是珍貴的文物。為了收集到更多的“龍骨”，他決定出高價收購。
王懿榮開出按字論價收購的辦法，每字付2兩銀子。古董商人一看發財機會來了，把能找到的“龍骨”都送到王懿榮家中。王懿榮經過仔細研究，進一步斷定，這是商代專門用作占卜用的甲骨，上麵的文字是商代的文字——甲骨文。
在商代，經常要舉行占卜活動。人們把龜甲或獸骨加工、磨光、鑽孔，占卜的時候，再把這種加工過的龜甲或獸骨用火灼燒，這樣就會在正麵相應部位出現裂縫，這個裂縫很像“卜”字的形狀。商王或掌管占卜的官員就根據裂紋的長或短、傾斜的形狀來判斷是凶是吉，並且在這個裂紋的邊上刻上所要卜問的事情的文字。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在湮沒了幾千年後重見天日了。
●三大小說譴清政
三大小說譴清政指的是《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三部譴責小說譴責腐敗的清朝政治。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是李伯元。李伯元，清末譴責小說代表作家，名寶嘉，江蘇武進人，曾辦過多種報刊雜誌。《官場現形記》是他的長篇小說，共60回，描寫了晚清官場貪汙勒索、迫害人民和投靠帝國主義的種種現象，思想上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是吳沃堯。吳沃堯，清末譴責小說代表作家，亦名趼人，廣東海南人。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108回長篇小說，以描寫官場為主線，涉及商場和洋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
《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樸。曾樸，譴責小說作家，筆名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1904年，曾樸創辦小說林書店，並著手寫作《孽海花》。該書以金雯青、傅彩雲的故事為線索，描寫當時一些官僚和文士的活動，暴露了清末政治的腐敗，對維新派抱有幻想。
●《閱微草堂筆記》
《聊齋誌異》觀察社會，基於底層的觀點，寫人寫鬼，刺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時思想卻不脫鄉間秀才氣，帶著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擊科舉製度不公。其實科舉製度應該被詬病的是選拔的內容與標準，而不是考試的程序。有清一代，對科場舞弊的懲罰尤為嚴厲，蒲鬆齡落榜並非考試不公正的結果。事實上，比照《聊齋誌異》幹淨利落的敘事，再讀讀被他敝帚自珍的驕四驪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憤來觀察科舉製度，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一種文本“抒憤感”的意識太強，往往會影響它反映社會現象的客觀。
相反地，紀昀是一個“絕對正確”的人。乾隆雖然循例推崇理學，但暗裏是打擊理學家的。因為一旦一種思想獲得了近於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維護皇權的，它的狂熱崇拜者卻有可能把“亙古不變之理”淩駕於皇權之上，造成與日益膨脹的皇帝個人權力的衝突。紀昀無疑對“最高精神”心領神會，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裏有大量對理學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魯迅先生曾論之）。既然他反對理學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極力標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間的平衡技巧。讀者可以發現，《閱微草堂筆記》無處不努力體現自己的持平與公允，也就是說，紀昀的道德評判，並非最嚴厲，也不會最前衛，而是“最正確”。他表述的觀點，是比較接近當時社會輿論的普遍標準的。
《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不同，走的不是唐宋傳奇，而是魏晉誌怪的道路。《聊齋誌異》是上天入地、曲盡其態的描摹想象，（閱微草堂筆記》則是近於“原生態”的短小故事。紀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於考據，著述甚豐，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而文學創作，就隻剩這本小說（詩文集係後人輯錄），偏偏在這本小說裏，他極力淡化創作的痕跡。《閱微草堂筆記》多數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來源。每個講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親聞，則必注明流通環節，輾轉相因，言之鑿鑿，推卸“加工”的責任。他有時提供一個故事兩個不同版本，甚至會質疑故事的真偽，偽裝得像對待史料般認真考據過一番。同時他也狡黠地提醒讀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於故事，就不必太認真了吧。《閱微草堂筆記》的分卷標題之一就是“姑妄聽之”。對一本談狐說鬼、神道設教的小說，其作者極力撇清與創作的關係，是十分可笑的。但是這無疑標明了紀昀是借神鬼小說還原人情世態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