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太伯為了斷掉別人擁立自己為王的念頭，毅然帶著二弟仲雍離開周地，趕往遠離家鄉的東南蠻荒之地，並斷發紋身，遵行當地人的生活習俗。周部族的人見太伯意誌堅決，就隻好奉季曆為王。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太伯讓王”的故事。太伯雖身處蠻夷之地，但能夠與當地人打成一片，漸漸在吳地建功立業，被擁立為王，國號“吳”，是為吳國始祖。
●周季曆開疆辟土
周和商很早就發生了關係。武丁時的卜辭中有“令周侯”和“璞（伐）周”的記載。《易經》中載武丁伐鬼方，周人也參加，並因戰功得到商的賞賜。這些史料說明了周至晚在武丁時已接受了商王朝邊侯的封號。
季曆即位後，繼續發展生產，周的實力日益增強。當時商王是武乙。武乙曾經授予季曆征伐大權，以輔助殷商征討四方。季曆率領軍隊向西滅程（今陝西鹹陽）、向北伐義渠（今寧夏固原），並活捉了義渠首領獻給武乙。
到了武乙之子文丁為商王時，任命季曆為“牧師”，即諸侯的方伯首領，讓他執掌商朝西部地區的征伐重權。有了征伐之權，出師有名，季曆開始大舉出兵，降服始乎之戎、翳徒之戎等部落，聲威大振，附近諸多部族紛紛主動來投，周部族實力得到了迅速增長。
當然，季曆在位期間，主要進攻的目標都是山西境內的北方部族，他們雖部落眾多，但沒有強大的國家政權，力量十分分散，比較容易征服。
周人在開疆辟土之初，選擇這些力量薄弱的部落作為征伐對象，是完全正確的。而且，這些戎人四處侵襲，對殷商政權也有威脅，周部族的這些軍事行動自然得到了商王的首肯。通過這些戰爭，周部族的實際力量大為加強，在商的諸多方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後來，商王文丁困死季曆。但季曆的死並沒有削弱周的實力，反而還讓周的繼承人文王姬昌對商產生了極大的敵意。而且，吸取了先人的教訓，姬昌從此對商十分警惕。為了不使先人的悲劇重演，姬昌一直采取低調的策略來轉移商對周的注意力，同時暗中擴大自己的實力，後來成功地顛覆了商王朝的統治。
●周文王勤勉治歧
季曆死後，其子姬昌繼位為西伯，即著名的周文王。文王一方麵繼承後稷、公劉的治理方針，即發展農業；一方麵按照古公亶父、季曆的辦法，努力把周國治理強大，以報商王朝的殺父之仇。在治理朝政時，牢記古公亶父的遺訓，廣為招賢納才，對有真才實學的人倍加敬重，甚至中午飯都來不及吃好也要招待“賢才”。據《史記》記載：文王“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當時，不少著名的能人聽到周文王廣求“賢才”的消息都紛紛跑到周國歸屬於他，就連商王朝的著名大臣也有跑到周國的。紂王荒淫無道，他的大臣辛甲曾多次進諫，無奈忠言逆耳，昏庸暴虐的紂王根本聽不進去，甚至還要派人殺掉辛甲。辛甲見勢不妙，為躲避殺身之禍，棄商投周。周文王親自迎接辛甲，奉若神明，拜為公卿。鬻子同辛甲一樣，也是殷商臣子，據說曾經75次向紂王進諫忠言，而紂王根本不作理會。於是，鬻子也來到周，受到周文王重用。此外，曾以打獵為業的太顛，也是當世賢德之人，被周文王發現之後，不以其出身低賤，反而主動去請他到朝中做官。
如此一來，當時傑出的人才如閎天、散宜生、膠鬲等都紛紛投奔周文王。周文王從善如流，對他們分別考察，量才任用。《詩經·大雅·西伯》說：“濟濟多士，西伯以寧。”周國很快出現了人才濟濟的盛況。周文王在這些賢士的輔佐之下，製定和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周國土地本來就肥沃，適宜農耕，加上周人又善於種植，於是農業空前發展。周文王以維護百姓利益為出發點，以德治民，采取了諸多發展生產的富民政策。比如允許百姓在山林中打獵，在河流沼澤中捕撈，等等。周族的實力日益強大，不斷地擴張著自己的領地。
●姬昌囚禁演周易
周文王姬昌在周地施行德政，發展生產，招納賢才，在當時引起了其他一些諸侯的矚目。
商朝諸侯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地（陝西戶縣）得到報告，說西麵岐山下的周文王在大行仁義之道，勢力擴張極快。崇侯虎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趕到朝歌向封王彙報情況，借此表功。
紂王聽後便命令西伯昌來朝歌覲見，隨後“囚西伯於羨裏”（今河南湯陰北部），也就是說將西伯投入了監牢，這一關，就是七年。周文王被囚，每日閉門待罪無事可作，便將伏羲所創八卦演變為八八六十四卦，並且為之作了卦爻辭，代表萬事萬物，無窮無盡，內藏陰陽消息之機。這樣，《周易古經》就形成了，這部書對後來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伯邑考舍身救父
西伯被囚之時，周的群臣當然萬分著急。伯邑考是文王的長子，當他得知父親被囚羑裏時，就決定去朝歌覲見紂王，希望能救出父親。大臣散宜生聽說此事後極力反對，他認為紂王昏庸無道，身邊老臣之言尚不在意，以伯邑考的資曆，前往朝歌，無異於飛蛾撲火，自尋死路。伯邑考說：“我看紂王是個好色好利的人，不如就送他一些美女和金銀財寶，也許他能讓我父親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