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廣東為例，廣東人口在順治十八年時僅為三百一十四萬七千人，到乾隆四十八年，增至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人，嘉慶二十年躍升至兩千一百餘萬。人口激增的背後潛藏著巨大的危機，即耕地麵積的增長遠遠趕不上人口數量的增長。據統計，順治末年，廣東約有三千萬畝田地，人均耕地麵積三點七畝。到了嘉慶年間，廣東田地麵積雖增到五千八百萬畝，但人均耕地麵積卻下降到二點六畝，這還是按照人頭來算的，如果算上豪強所占的大量土地，實際上嘉慶年間廣東人均耕地實際隻有一點六畝。而以當時的生產力水準，每人最少也要三畝到四畝的農田，才能維持基本生活。
乾隆五十五年人口達到三億零七百四十六萬，嘉慶朝的人口一直維持在三億左右，到了嘉慶末年則激增達到三億五千萬。嘉慶朝的大學者洪亮吉，在經過實際考察後認為，人口與土地的比例應為一比四，才能維持一家的生計，“十口之家，即須四十畝矣。”然而在嘉慶朝，人均占有土地的麵積卻在不斷下降。嘉慶十七年的數據為，人均擁有土地二點七畝，這些土地所產很難維持生計。全國範圍內的有限土地與人口激增的矛盾，也是嘉慶年間無數起事的根源。
滿族以外來民族而征服中原，為了維係統治，其權力之集中，為前所未有，其對文化之鎮壓，也空前絕後。無數苦痛的民眾，在絕望之中，隻能寄希望於民間宗教，於是“無生老母，真空家鄉”“千年末世之劫”之類的造說傳遍各地，無數人在此旗幟之下揭竿而起，向皇權發出挑戰。麵對此等頹勢，嘉慶無力去做任何大的改革，他的選擇就是守成。
保守的嘉慶，在方方麵麵都以祖先的成法為依據，時刻遵循而不敢逾越。曆代帝王的實錄，成為了嘉慶晚年執政的依據。皇帝死後都要編撰實錄，實錄中擇取了各個時期的諭旨，皇帝的起居，婚喪禮儀等各種活動。編排實錄的本意是作為檔案而加以保存，不想在嘉慶看來，這實錄卻是現實執政的根據。
嘉慶遵守祖宗成法可謂是到了極致，就連他挑選秀女，也要到實錄中去參考祖先的做法，不知他對女人的口味，是否和祖先們一樣？對於編排實錄的官員們，嘉慶也特別厚愛。嘉慶四年，考慮到天氣寒冷，實錄館的工作人員仍然要日夜編撰，嘉慶特指示，在冬臘正三月，每月額外加賞五十兩銀子，作為取暖費用。
實錄成為了嘉慶手中的萬能寶典，盡管前所未有的難題不斷湧現，但隻要一恭閱祖先皇帝們的實錄，嘉慶立即能從祖先們身上汲取經驗，加以處置。然而時代不同，人物不同，祖先們的成法、做法業已過時。古人雲：“半部《論語》治天下”，靠《論語》治天下，嘉慶沒有那份天資，他有的是勤奮，有的是翻閱列祖列宗們實錄的刻苦精神，在他手中，幾部實錄可治天下。他驕傲地宣稱：“朕綜理庶政，無不率由舊章。”
風雨飄搖之中，清廷走到了嘉慶二十四年。
此年嘉慶與衍聖公孔慶鎔有過一次談話，六年前林清事變造成的震蕩波，猶在嘉慶腦海中徘徊。他小心翼翼地詢問孔慶鎔：“我想到曲阜去，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民情到底安靜不？你那裏有邪教麼？你好生與我嚴拿邪教！”
孔慶鎔無奈地回答：“臣世受國恩，理應報效朝廷，可是嚴拿邪教，不是臣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東巡撫嚴拿。”
嘉慶聽了大為開心：“好生教地方與我拿邪教。”
然而，嘉慶的足跡，再也沒有踏上孔府的大門。此次談話的次年，嘉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