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雷被子彈打穿了大腿，沒傷著骨頭和動脈，雖然傷勢不很嚴重，可是不能騎馬也不能走路。他隻好趴在馬鞍上行軍，那模樣真是狼狽極了。
4月30日，突圍出來的人們在瓦窯①召開“慶祝反‘圍剿’勝利暨追悼烈士大會”。在這裏，大家聽說冀南四分區也遭到了日軍第五十九師團和獨立第一混成旅團的圍攻，損失很大。四分區司令員楊宏明、政治部主任孫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陳元龍、十團團長陳子彬、十一團政委桂承誌……都犧牲了。新四旅是冀南軍區的頭號主力，聽說他們被打得這麼慘，戰士們的心裏又急又氣，當時就有人嚷嚷著：“請首長調大部隊來，咱們要報仇！”
冀南的老部隊大多是從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據地過來的，騎兵團也是如此。因為當初的口號是“背靠太行山，麵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軍總部當做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虧，戰士們自然就指望著太行山裏能派人來幫忙。
劉春雷在醫院裏一邊治傷，一邊盼望著大部隊的到來。可是，等來等去，卻等來了一個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掃蕩’”
的慘敗。太行山的損失不小，左權參謀長犧牲了；冀中更慘，部隊被打散，根據地全丟了，不僅幫不了冀南，反而還需要冀南的部隊去援救他們……
聽見這消息，兩三天沒人說話，大夥全蔫了。當時就想，這往後的仗還怎麼打啊？對戰士們而言，打了敗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後發覺自己孤立無援了。
從這以後，冀南區黨委、軍區、行署機關都換成便衣分散行動，醫院解散了，傷病員們也被疏散到各地隱蔽治療。
傷員疏散轉移的時候，劉春雷提出：“我是南宮人，讓我回家養傷吧。”地方幹部卻搖頭說：“南宮的關係斷了，去不了。”大劉這才知道局勢有多麼嚴重——南宮縣曾經是冀南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可現在竟然已經成了敵占區。
這是抗日戰爭中最困難的時期，在這以後的近一年時間裏，華北的抗戰形勢跌入了最低穀。
拿冀南根據地來說，1938年以前，雖然大城鎮被日本人占領著，但他們沒有精力顧及交通線以外的地方，在許多鄉村，既見不到國軍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帶”；1939年，日軍把軍事“清剿”的重點放到了華北，八路軍隨即在1940年實施“百團大戰”，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到了1941年，雖然日偽軍的“掃蕩”日益頻繁，但抗日軍民仍然能與敵人進行抗衡。當時，如果把冀南的地麵分成十份的話，那麼敵占區占兩份，根據地也占兩份，其他地方是遊擊區，白天聽鬼子的話，晚上由八路軍說了算。
1942年開春的形勢還不錯，大家都知道美國人也來幫忙打小日本了，上級還傳達精神說要準備進行反攻。那時候，兒童團站崗查路條，開口就問“今年是什麼年？明年又是什麼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準備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滅小日本”，還真會被當做奸細給抓起來。
可是，“四二九大‘掃蕩’”卻使得局勢急轉直下，八路軍、遊擊隊以及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團體都受到了空前嚴重的破壞。冀南區黨員數量從四萬人銳減為兩萬人，大批區、鄉、村機構變質成為資敵政權。除極少數地段外，根據地大部分淪為敵占區或遊擊區，抗日救國活動陷入停頓，《冀南日報》、《救國》、《群眾》等抗日宣傳物全部停刊。
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流血拚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雖然嘴上不說，可心裏確實有點發虛，一些意誌薄弱者也因此離開了抗日隊伍。
騎兵團的傷員被安排在棗南縣，這一帶也不安全。四周圍，碉堡據點星羅棋布，封鎖溝牆縱橫交錯，用“出門過道溝，抬頭見炮樓；夜夜聽槍聲，天天跑敵情”來形容，真是一點也不誇張。白天，日偽偵緝隊、便衣隊來來去去，見人就查“良民證”；晚上，公路邊的電線杆上都掛著馬燈，鬼子發現人影就開槍。從5月份到10月份，敵人連續發動多次“清剿”，挨家挨戶地搜捕八路軍戰士和共產黨幹部，田野上和道溝裏經常可以看到遇難烈士的遺體。
劉春雷養傷的地方在小於莊①，這裏屬於遊擊區，除了保（鄉）甲（村）長，還有偽維持會。保長、甲長是由當地“推舉”產生的，偽維持會的人是日偽政權委派的。他們在表麵上替鬼子辦事，暗地裏也時常幫八路軍做工作，所以被稱為“革命的兩麵派”。不過，既然是兩麵派，就難免有搖擺性，形勢好一些，他們就靠攏八路軍一些；而如果鬥爭形勢過於嚴峻，他們就倒向了日偽一邊。所以，八路軍對待他們，要既利用又提防。
傷員是由“基本戶”負責照顧的。這些人家並不一定是黨員軍屬，大多是忠厚老實的普通百姓。那時候，真正的黨員幹部家屬有的被抓，有的被殺，家門口被偽維持會掛上了紅燈籠，鬼子、漢奸一天來八趟，根本就沒辦法收留八路軍傷員。
劉春雷住在一戶姓舒的人家，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膽小怕事的人，自從八路軍傷員進了門，舒家的老人就沒有踏踏實實地睡過覺，成天擔驚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點動靜就誠惶誠恐、心神不寧。大劉原本住在舒家的廂房，後來看見他們難受的樣子，實在過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廟裏去了。
大劉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當時，鬼子對待收留八路軍的人家，不僅要打要殺，還要燒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業，也是生活的基礎，對農村人而言，一是怕沒有土地，二是怕沒了房子。劉春雷實在不願意因為自己養傷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裏養傷，實際上是瞞不過村民的，隻不過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劉住在破廟裏，時常會有不知名的群眾帶著雞蛋、饃饃到廟門口“燒香”，隨便作兩個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雞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給菩薩留著的，菩薩吃好了以後保佑我們。”
大劉知道，人民群眾是把八路軍傷員當菩薩一樣看待的。半夜裏，偽保長也到廟裏來，放一袋糧食在窗台上，悄悄說一句“招待不周，請多恕罪”，人就不見了。
養傷期間，軍區的衛生員隔三差五地來換藥。在當時，一個衛生員要負責十多個村子的好幾十個傷病員，需要穿越封鎖化裝“巡診”，風險很大，可醫療用品卻很簡單。清洗傷口用食鹽水，治療用碳酸，每次換藥都把劉春雷疼出一身汗來。大劉說：“幹脆你把藥留下，我自己慢慢弄，這樣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衛生員卻說，“不行不行，這是我的任務。”真是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