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南宋史籍的現實功用
南宋朝廷或出於崇尚祖宗先德，或為宣揚現實政治，或為提高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或為規範士大夫言行，從而組織或引導編修成了治世功用甚強的史著。同時，隨著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注重講說言論的講義亦得以興盛了起來。
一、宣揚帝王德政的寶訓和聖政
對於寶訓，南宋周麟之言：“前聖典謨，布在方冊，後代纂之，寶為大訓。”［13］由此可見，該類史籍重在類編前朝帝王聖諭。這類史籍一般分門類聚，按年敘事，並且兩宋諸朝沿例修撰，以供經筵官講讀之用。
寶訓的撰修始於北宋王曾的建請。史載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王曾請求“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跡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14］該奏得到朝廷批準。自後截止南宋寧宗朝，朝廷時常詔修《寶訓》（見下表5-1）。
從上表可以看出，宋代許多《寶訓》完成於南宋。那麼南宋皇帝為何要多次下詔修撰《寶訓》呢？對此，如高宗紹興五年，有臣僚奏請進讀《三朝寶訓》時說：“仰惟陛下複開經筵，宜依仿仁宗時於經筵中讀《三朝寶訓》，仍令侍讀之官如李淑所請，先取《論政體、聽斷（更）［事］》，益以《謹災祥、省費用》數卷進讀，則內修之道盡矣；次取《議武備、備軍旅、論邊防、撫夷狄》數卷進讀，則外攘之策舉矣。事要理切，既有以開廣聖誌，興利除弊，庶足以拯濟阽危。帝王之學，莫大於此。”［15］朝廷從其請。由此可見，作為記載祖先德政治跡的寶訓，當政皇帝下詔編修以及讓經筵官經常講讀的目的，無非是在弘揚祖宗之法的同時，以便於自己更好的加以遵奉。擔任過理宗朝經筵官的曹彥約，在其著《經幄管見》（4卷）內詳載有寶慶元年九月至三年正月在經筵進讀《三朝寶訓》時的狀況。書中載錄曹彥約每讀完一段《寶訓》，便以“口奏”形式議論一番。其間，曹彥約曾先後進讀過《三朝寶訓》中的《謹外戚》、《受符瑞》和《崇祀禮》等共28篇，其口奏內容涉及用人、崇文和獎懲等許多方麵，並且曹彥約能引經據典，結合時政多加闡發。對此，清四庫館臣評論說：“彥約是書於進讀《符瑞》諸篇，雖不免有所回護，要亦當時臣子之詞，不得不爾。其餘諸篇則皆能旁證經史，而歸之於法誡，亦可謂不失啟沃之職者！”［16］
在南宋官修寶訓的直接引導和有力推動下，私家亦往往撰有龜鑒、要覽、祖宗故事和聖訓等種類繁多的同類史籍。如彭龜年“取列聖修身齊家教子、訓齊宗室、防製外戚宦官等事”，編成《內治聖鑒》20卷，並於紹熙五年進呈朝廷。光宗稱讚之餘說：“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也。”［17］又如陳傅良節略《長編·太祖朝》紀事，編成《建隆編》1卷，以考究大臣除罷以及政事因革。並且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記載，該書於“慶元初，在經筵所上”。正是由於有官、私雙方在編修寶訓類史籍時的積極配合和共同推動，使得南宋宣揚和遵奉祖宗家法的風氣甚盛。
作為記載皇帝善政美德的聖政，最初議修始於唐代。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時政記久廢，史官惟寫誥詞除授，請以謀議事關政事者許臣等隨日撰錄，號聖政紀，歲末付史官（館）。原注：《舊紀》：……從之，事亦不行。”［18］北宋官修聖政始於真宗天禧四年十一月，當時有輔臣奏請中書密院取時政記中美事別為編錄，朝廷準其奏請，並任命錢惟演和王曾編次，丁謂等參詳。到次年三月，編修者取至道至大中祥符時政記、日曆、起居注類事錄為《聖政記》，凡150卷。［19］從此之後，聖政則時有修撰。
南宋時，孝宗於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下詔以敕令所為編類聖政所，並且於隆興元年七月將其並歸日曆所，命宰臣提舉，從此確立了由繼位皇帝為先帝編修聖政的製度。如孝宗在最先詔修《高宗聖政》時，就指出：“朕惟太上皇帝臨禦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裒集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例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20］隨後又詔命：“凡大號令、大政事合遵行者並編類，每月投進”。孝宗還親自撰寫《高宗聖政》序文，謂：“夙寤晨興，兢兢業業，惟太猷是經，舊章是循。”［21］該書“大凡分門立論，視《寶訓》而加詳焉。”［22］可見孝宗詔令編修高宗朝《聖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遵從高宗治政之法，弘揚先帝聖訓。此外，孝宗時還編有《光堯慈訓》。隨後，官方依次還編修有《孝宗皇帝聖政》50卷、《光宗皇帝聖政》30卷等等。
在南宋諸帝定期詔修聖政的同時，他們還常常讓經筵官進讀先朝聖政，以繼承其施政綱領。如寧宗“初讀《五朝寶訓》，繼以《高宗皇帝聖政》，又繼以《孝宗皇帝聖政》，皆已終篇。惓惓聖心，複欲參稽高宗皇帝之《寶訓》。”［23］又如理宗淳祐二年三月，“經筵進讀《孝宗聖政》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24］在官方積極編修聖政的直接推動下，私家編修的聖政類史籍亦相當繁多。如高宗紹興年間，張戒上進《太祖政要》14篇。孝宗時，王正己進呈《皇帝聖德孝感記》。光宗時，李謙撰成《壽皇聖範》10卷。寧宗時，彭龜年之子彭欽以“龜年勸講所得聖語及事實本末”，編成《聖德記》並上進朝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