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紀事本末》成書半個多世紀之後，理宗端平中，在蜀地做官的李文子，俾資中人郭允蹈撰成《蜀鑒》10卷。該書紀事上起秦取南鄭，下至宋平孟昶，記載上下凡1300年關乎蜀之事。該書以事類聚，每事標有總題，如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之例。但在每事之內，各記事條則有綱有目有論，甚至還有考。具體而言，該書列有“秦人取南鄭”至“西南夷本末（下）”共52個總題，書內還在“秦人取南鄭”、“秦人取蜀”以及“秦人取漢中”等事件中直接表明“論”者凡28處，並且在敘事中對古地名今之所在詳加考證說明。該書與《通鑒紀事本末》相比，雖在體裁上都是以每個事件為中心，但在取材與細目的設置上，《蜀鑒》有了新的變化。《蜀鑒》取材並非僅限於一書，而是廣搜群書。各篇總題之下，不僅有紀事，而且有綱有目有論，並且有考。可見該書以紀事本末體為主，同時還吸收了綱目體的編修方法。之所以如此，當與撰者的編修宗旨和當時蜀地的環境有關。南宋時期，川蜀成為抗金、蒙（古）元的戰略要地，紹定六年理宗親政，宋、蒙聯合滅金，川蜀又麵對著南進蒙古軍的強大壓力。《蜀鑒》的出現，適應了這種形勢的客觀需要。
綜上所述，南宋袁樞創立紀事本末體之後，時人用以編修前代史及當代史的著述不少。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一則該類史籍以事件為中心，每事一篇，列有標目，並依編年敘事，自為起訖，從而保持了事件的完整性。二則其編修宗旨較之編年體史書更為簡明，史學功用更為突出。然而，南宋史家在對該體的具體運用、書名的確立，乃至事目的劃分等方麵，仍存在許多差異。具體而言；其一，在取材方麵，袁樞、章衝、楊仲良以及彭百川之書，皆各取材於一書，或《資治通鑒》，或《春秋左氏傳》，或《長編》，而《蜀鑒》取材則不限於一書。這表明南宋史家在運用紀事本末體時，能根據具體編修內容及其宗旨，確定相應的史源。其二，在南宋史體不斷創新與發展的時代，史家在編修史書時，往往兼取他家之長。如《長編紀事本末》和《蜀鑒》就同時采用了紀事本末及綱目等體。在細目的設置上，更是呈現出了多樣化的特色。最後，在書名的確立上，則有“事類始末”、“統類”等不同於紀事本末的名稱。這一切無不說明，紀事本末體在南宋時仍處於不斷被充實、完善，並且逐漸被時人接受的階段。應該說，至遲到明代，基本以“紀事本末”統一命名，並隨著以紀事本末體編修體例編撰的史書的日漸增多，紀事本末體才被逐漸確立了下來。到明清時期，該體完全得以獨立發展，以至於清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中最終設立紀事本末類，以歸並該類史著。
2.綱目體
由朱熹在編修《資治通鑒綱目》時所創立的綱目體，是指按編年敘事時有綱、目之分。綱仿《春秋》，大字頂格編排；目效《左傳》，小字降格分注編排。據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序例》所言：“蓋表歲以首年（原注：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亦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原注：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原注：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原注：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雲）”。以便“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由此可見，朱熹在編修該書時，先定立有詳盡的凡例，其目的之一是為了使史書更簡明易懂。對此，他自言：“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130］目的之二完全是為了體現他的正統論觀點。對此，旨在發明該書書法指意的尹起莘在《通鑒綱目發明自序》中更加明確地指出：“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邪佞，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係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先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也。……《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賀善在《資治通鑒綱目書法序》中亦言：《通鑒綱目》之書，其“大要不過辨名分、正綱常，以示勸戒爾”。如上所言，雖然《資治通鑒綱目》旨在完全體現朱熹的觀點，其史料價值並不高，但由此所創立的綱目體因為具有綱目分明、條理清楚、簡明扼要，以及便於檢閱等優點，故受到時人及後人的極力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