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袁、章二氏用紀事本末體編撰的是前代史。此後，南宋時人依據該體裁編撰成了當代史，如現今存世的有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和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127］二書雖均采用了紀事本末體，但由於受現實環境的製約和當時多種創新體裁的影響，使其在分門編類的具體做法方麵，已與袁、章二書不盡相同。而同屬眉州人的楊、彭二氏，雖均是對《長編》的改造，但楊、彭二書在編纂宗旨和設目方麵都存在明顯不同。
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150卷）是將北宋九朝史事分門別類，析為事目410條，目中複有子目70條，類目中仍以編年紀事。據姚勉為該書所作的《序》可知；該書原名為《本朝通鑒長編節要綱目》。楊仲良在取材於《長編》時，曾對其“辭剪其浮，事舉其要，類總其萃，年係其時”，從而使所編之書做到“挈提以綱而紀載以目，經綜而緯列，壁合而珠連”。其目的“使讀之者可以便覽觀，可以備遺忘，可以識倫類，可以紀歲月，可以旁通而曲暢，可以本具而末舉，其有益於學者大矣”。同時，該書在體裁的運用方麵，姚勉認為：“司馬《通鑒》一書有節本，有《舉要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綱目》。今此書之節要，辭剪其浮，即司馬《通鑒》之自節本也；此書之標題，事舉其要，即司馬《通鑒》之《舉要曆》也；類總其萃，年係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而諸體備焉，用心亦勤矣。”［128］姚勉的看法表達了他對楊書的高度評價。認為它具有了《舉要曆》、《資治通鑒綱目》的作用，“一書而諸體備焉”。然楊書並非是上述體裁的混合體，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類總其萃，年係其時”，即以事件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不過，由於它廣泛吸取了司馬光《資治通鑒》節本和《舉要曆》的做法，特別是綱目體的某些長處，增多了事目，目中有時還設子目。因此，事目的設置相當細密是該書的最大特色。如在《長編紀事本末·神宗皇帝》（卷57至卷90）部分，其設置的事目竟達到了34條。其中在卷88和89“青苗法”中，又含子目8條。同時，楊仲良還直接承襲了李燾《長編》“是元祐，非熙豐”的編修宗旨，並通過事目的設定，把這一主旨概括而明確地顯示了出來。如該書卷61事目為“呂惠卿奸邪”和“李定奸惡”；卷63和64事目分別為“王安石毀去正臣”與“王安石專用小人”；卷95至98事目分別為“用舊臣”上、下和“逐小人”上、下，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他“是元祐，非熙豐”的理念，較之李燾《長編》原書更為鮮明。
歸結而言，在當時諸多創新體裁與體例紛紛出現的狀況下，楊仲良吸收、融合眾體之長，事目設立相當細密，以便更為鮮明地體現編修宗旨。對此，後人認為：“其書承袁機仲紀事本末之名，而大有不同，分類尤為繁瑣。”［129］不過，正因為如此，在李燾《長編》現今七朝傳本全缺徽宗和欽宗兩朝紀事的情況下，《長編紀事本末》在史料方麵更加顯得珍貴。
對於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而言；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典故類》和趙希弁《郡齋讀書誌附誌·類書類》解題言，該書仿照的是《通鑒紀事本末》的條例。趙希弁還進而說：其書“統而類之。事撮其綱，辭舉其要”，並且該書紀事與《中興治跡統類》一起“上自藝祖，而下至於孝宗，凡二百門雲”。按現今傳世的《太平治跡統類》，因篇卷斷爛、文字訛奪而已非原貌，後人將其厘定為30卷。從現存修補、改訂相對較少的事目，且偏重於記載典製及禮樂兵刑的興廢沿革狀況來看，該書具有目簡事明的特點。仔細推究其事目，如卷12神宗和卷18哲宗朝紀事事目，分別首列“神宗聖政”和“宣仁垂簾聖政”，卷27事目為“祖宗聖學”，等。可知彭百川之書主在宣揚皇宋王朝“治跡”，突出諸朝“聖政”。由此可見，彭百川之書有鮮明的編撰主旨，它更能體現彭氏本人的看法。在體裁方麵，該書依據的是紀事本末體，唯一的差異是以“統類”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