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召開部隊和群眾大會，報告邯鄲戰役的勝利和新8軍起義的意義，由各地民眾團體和軍隊的負責人致電高樹勳及其將士，表示慰問和慶祝。（2）將邯鄲戰役和新8軍起義消息，高樹勳通電和談話，印成傳單，用一切方法向國民黨軍隊、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發，並在國民黨區域進行口頭宣傳，擴大邯鄲起義的影響。在國民黨軍隊中和人民中擴大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的運動，號召國民黨軍隊中的官兵，學習新8軍的榜樣，拒絕進攻解放區，在戰場上實行怠工，和八路軍、新四軍聯歡，到解放區來、回家去。
11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宣傳攻勢的指示》，指出：“國民黨此次進行內戰是違背全國人民意誌的。它沒有可能動員廣大的官兵和人民來進行反對人民的內戰，軍心不固與民心不固，是國民黨在此次內戰中最大最基本的弱點。”《指示》要求各解放區軍民，在軍事上進行積極防禦與認真準備戰場，以軍事打擊回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同時，“還必須認真對頑軍進行有力的政治攻勢，從敵人最基本的弱點上來痛擊敵人，以瓦解敵人軍心，使敵人喪失戰鬥意誌，然後進行主力決戰殲滅之。”這一指示為全麵開展政治爭取國民黨軍工作確立了基本的方針，即：
政治爭取以軍事打擊為後盾，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密切結合。
針對國民黨軍在美國幫助下，繼續大規模地調動軍隊至解放區周圍，準備向解放區發動進攻的情況，中共中央軍委於12月12日發出《關於粉碎國民黨軍大規模軍事進攻給各地的指示》，要求解放區軍民作好一切準備，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其中包括，應“向國民黨軍有係統的、猛烈的開展政治攻勢，與爭取雜牌、中間實力聯係起來，號召他們反內戰的起義，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區來，參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事業。”12月15日，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中，把加強對國民黨軍的爭取工作，列為解放區十項工作的第二項，發出了“開展高樹勳運動”的號召，指出：“為著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我黨必須對一切準備進攻和正在進攻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麵，由我軍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公開的廣大的政治宣傳和政治攻勢，以瓦解國民黨內戰軍的戰鬥意誌。另一方麵，須從國民黨軍隊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勳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勳榜樣，站到人民方麵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並強調指出：
“為使此項工作切實進行和迅速生效起見，各地必須依照中央指示，設置專門部門，調派大批幹部，專心致誌，從事此項工作。各地領導機關，則要給以密切指導。”
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達成後，國民黨即背信棄義，繼續調動軍隊向解放區進行蠶食和進攻，並準備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為了應付全麵內戰，中共中央於1946年5月22日發出了《關於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的指示：“全國性內戰危機十分嚴重，各地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開展高樹勳運動，以便能配合軍事上的自衛鬥爭，粉碎國民黨的內戰陰謀。”5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又電示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的領導人聶榮臻、唐延傑、賀龍、李井泉：“國民黨積極準備進攻，你們必須積極準備作戰。為此，除加緊練兵、加緊剿匪、加緊解決土地問題外，……
應認真進行頑偽軍內線工作，派得力幹部專門主持此項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晉冀魯豫局、晉察冀局、晉綏分局，要求“加強對閻部政治攻勢，特別內線工作”。1946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又致電華東、晉冀魯豫軍區領導人陳毅、舒同、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等：“山東方麵對濟南、徐州、開封等地開展高樹勳運動萬分迫切，應針對高級負責人做工作，應有專門機關派赴當地主持，應收羅與工作對象有曆史關係的人員給以工作任務；請劉鄧薄商高樹勳同誌在高領導下設立一兵運機關，由高派人員寫信分途進行；亦請高寫信送陳舒轉交。總之除我們自有辦法外，應使高發揮其作用，至要至要。”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發出加強敵軍工作指示的同時，製定了對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兵和起義部隊的政策。頒布了《戰俘處理辦法》，提出了優待、教育、釋放俘虜的政策，嚴禁虐待乃至殺害俘虜的現象。1945年11月12日，針對高樹勳率部起義後成立民主建國軍的情況，提出了將國民黨軍起義部隊改造為人民軍隊的政策。並強調指出：“晉冀魯豫應努力協助民主建國軍的建設，使之成為人民的軍隊，在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事業中建立功勳。”根據國民黨軍派係複雜，矛盾重重的情況，中共中央提出了爭取國民黨軍的策略。中共中央認為：“在爭取和平民主階段中，第一步爭取雜牌軍中立（特別是西北軍），是我軍日前主要任務”，“如能聯絡西北軍各部對目前時局有所主張，反對內戰，則對蔣介石之內戰政策將成為決定性之打擊”。為爭取西北軍，周恩來、劉少奇等專門電示晉冀魯豫、華東解放區劉鄧、陳饒，通報西北軍情況，指示由申伯純、邊章五、蘇進等，帶電台到開封、徐州附近去做工作，必要時劉鄧親去處理一切，以便能促成西北軍起義，影響全國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