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分注重抓典型，善於運用典型經驗指導工作。他積極支持和推動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積極推廣大慶油田經驗，努力支援“三線”建設。他高度重視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必須堅持正麵教育和群眾自我教育。在他的領導下，東北三省的形勢一年比一年好，到1965年出現了物價穩定、市場繁榮、國民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的良好局麵。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窮同誌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剛正不阿，堅持真理，對黨的信念毫不動搖，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崇高氣節。
1977年10月，宋任窮同誌任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帶領部黨組成員，製定了全盤工作安排和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幫”，積極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撥亂反正，大膽平反冤假錯案，最廣泛地團結幹部群眾，同時狠抓恢複科研生產秩序，調整各級領導班子，落實科技幹部政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強了團結，使七機部的各項工作走上了正常軌道，得到了幹部群眾的廣泛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航天事業的迅速恢複和發展。
1978年12月，宋任窮同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敏銳性和高度責任心，把進一步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曆史遺留問題作為組織戰線貫徹全會精神的首要和緊迫任務之一。在他的主持下，研究製定了數十個有關政策規定的文件，經黨中央批準後貫徹執行。他日夜操勞，接待聽取了許多受迫害幹部的申訴和幹部群眾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意見、建議，親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和複查結論。
到1982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審查的230萬名幹部的複查平反工作，並對涉及120多萬人的曆史錯誤結論，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複查，作了正確的處理。特別是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有專業才能的知識分子得到使用，調動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安定團結，從組織上保證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為完成黨的這一曆史性的重大決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關於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選拔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針的年輕幹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他在黨的建設、幹部培訓、老幹部工作、知識分子工作等方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宋任窮同誌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除了參加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繼續負責組織幹部方麵的領導工作。
1985年6月，宋任窮同誌積極響應黨中央關於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的號召，與王震同誌聯名向黨中央提出申請，主動要求退出第一線。1985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其間，他堅決貫徹鄧小平、陳雲同誌對中顧委工作的指示，全力支持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為委員們正確履行職責、更好地發揮作用，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積極提出建議，協助中央處理了一些重要問題。他經常深入基層，聯係群眾，調查研究，關心和幫助老、少、邊、窮地區。他完全擁護黨中央關於由顧問製過渡到退休製的決策，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帶頭落實黨中央廢除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