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為爭取與保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進行恢複與建設，需要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在周圍建立起“緩衝地區”，以便保持有利於己的態勢。因此，針對美國的“遏製”戰略，便由戰時的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轉為“鞏固用巨大代價才贏得的勝利；保障蘇維埃國家和其他愛好自由的民族免受反動勢力新的侵犯；為保證持久和平創造條件。”蘇聯為了與馬歇爾計劃相抗衡，進一步鞏固東歐和平與安全，采取了加強與東歐各國的經濟合作關係，初步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東歐貿易圈。從而，東西兩個對立的集團形成了。
但是，美蘇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都極力避免立即相撞，而是把爭奪與反爭奪的場所，置於歐、亞等廣大中間地帶。這樣，以反映兩種社會製度之間鬥爭的美蘇之爭，使“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時代”迅速結束，代之以“冷戰”時代的開始。美國推行冷戰政策的戰略目的，就是侵略和控製廣大中間地帶，反對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把全世界置於美國的勢力範圍。
（二）美國的對華政策
美國雖然把它“活動的主要中心”放在歐洲，但從其戰略利益和世界戰略考慮，總是把中國列為它的勢力範圍。
還在1943年，美國為了減少它在對日作戰中的犧牲，曾設想讓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統一起來，並考慮援助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羅斯福曾對蒙巴頓說：有5億中國人站在我們這一邊，這在“緊接著戰爭結束以後的時期”，是會“非常有用的”。1944年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在一項政策文件中提出：美國對“太平洋地區未來的安全和秩序”負有“首要責任”。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和美國駐華使館，也曾力主美國在繼續承認和支持蔣介石的同時，也要與中共合作，並給予一定的軍事援助。其目的：一是出於打敗日本的需要；二是“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讓他們倒向俄國”；三是可以迫使“蔣委員長在政權上讓步和允諾組織統一戰線的聯合政府。……這樣中國就可以第一次成為我們統一的盟國。”這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扶蔣用共”，並言明“美國物資不得用於鎮壓中國內爭。”但是，到了抗日戰爭末期，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美國意識到國共兩黨的矛盾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1944年10至11月，美國以赫爾利為駐華大使，以魏德邁為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他們實行徹底支持蔣介石的政策。這樣，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已露端倪。
蘇美英雅爾塔會議，以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利益為條件，達成了“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麵對日作戰”，及蘇聯關於“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蘇中友好同盟協定”的協議。這一協議雖然對加速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有著重要作用，但它是背著中國代表達成的涉及中國主權和利益的協議，反映了對華政策上的強權政治。杜魯門對這一協議欣喜不已。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關於俄國參加對日戰爭的諒解一事，使我感到寬慰。我國的軍事專家曾經估計過，進攻日本至少要使美國死亡50萬人，即使當時日本在亞洲的軍隊被牽製在中國大陸的話，俄國參加對日作戰對我們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於美蘇達成了妥協，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4月2日，在美國公開發表扶蔣反共談話，聲稱美國的政策是：“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裝的軍閥和政黨”；中國統一之阻礙在於“有武裝的政黨。”於是美國不再考慮給予中共軍隊“一定的軍事援助”，並企圖在大力從軍事上加強蔣介石的同時，以允許中國共產黨加入聯合政府的方式，要中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以建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親美的中國。
在美國的決策者看來，中國是美國遠東政策的重心，美國在中國取得了支配地位，就便於鞏固它在亞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製歐洲，以稱霸世界。因此，當日本宣布投降後，美國便公然執行“扶蔣反共”的政策。杜魯門在《回憶錄》中稱：“中國的共產主義問題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問題有很大的區別。蔣介石所麵臨的不是一個分散在全國人民中的富有鬥爭性的政治上的少數派，而是麵臨著一個控製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約四分之一人口的敵對的政府。我們在中國的處境很少有選擇的餘地。我們不能對這種局勢簡單地不加過問。”因而，他采取了以下政策：
1、阻止八路軍、新四軍受降，幫助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