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拜占廷修道製度影響最深的是埃及南部的教士帕霍繆斯（290～346年）。他年輕就開始過隱修生活，但他以切身經曆深感單獨苦修對隱士帶來的諸多危險，他感到個人單獨隱修反而不利於在精神上的修養，於是便開始將周圍的修道士組織起來，在塔比尼西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不久就聚集了數量不少的修道士。
最初的修道院由若幹建築組成，每所建築集中了大約30～40名修道士，再由-位長者統一管理，平時從事祈禱、瞑思、詠詩和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這種修道方式，很快就為大多數的修道士接受並推崇，帕霍繆斯修道團的人數急劇增加，公元345年時發展成為九所男修道院和兩所女修道院，初具規模。
拜占廷帝國統治時期，埃及修道生活的風氣極盛，有的城市修士修女甚至達數萬人。這種風氣又從埃及迅速傳入巴勒斯坦和敘利亞，並在加沙、約旦、尼西比斯等地的修道中心也孕育而生。大小不等的修道院到處出現，修道士的組織方式和修道生活製度也變得越來越多樣起來。
在加沙出現了單獨隱居和集體共同修道相結合的方式，這種修道方式非常靈活，稱為“拉烏拉”。它是由中心修道院和分散隱居點組成的修道團體，修道院院長為領袖，平時修士們單獨祈禱、冥思或從事手工勞動，禮拜末集中舉行禮拜儀式。但要加入“拉烏拉”還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年輕的修道士首先需進入修道院修行鍛煉三年，經考核獲批準後方可成為隱修居士。這種修道方式和隱居與集體修道同樣堅持“禁欲、守貧、服從”三原則，但是由於集體修道具有許多優點，所以成為主要的方式，而隱修獨居因其更加艱苦而更受敬重。
同時，各地還出現了極端的苦修派別。他們放棄自然修道，認為在肉體能夠忍受的限度內修道還不能達到最高的境界，因此采取諸如長期齋戒、長期不眠、嚴格避世、自我鞭打、自我殘害等方式，以求達到修行的最高境界，但這派的修道方式並沒有能夠廣泛流傳。
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等地流行的單獨修道風氣則在向北方傳播的過程中受到了寒冷天氣的不利影響，因此集體修道成為主要的方式。
隨著集體修道生活的發展及修道隊伍的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影響極為深遠較為完備的修道製度。
巴西爾（329～379年）被認為是完整修道製度的製定者。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接受過係統教育的巴爾西，後來受到他的姐姐馬克利娜居士的影響而進入了小亞細亞的安尼斯修道院。為了製定修道生活法規，他先後遊曆了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等地，考察各地的修道生活方式，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修道理論。
巴爾西認為單獨隱居修道生活不符合人的社會性，不利於個人修行，因為如果沒有穩定的社會施舍環境，大部分單獨隱修的居士會因實際生活困難而影響精神上的修道，所以不宜提倡。根據考察的結果，他認為集體修道是最佳方式，但是，埃及等地修道院的人數多，不利於修道院院長指導修煉，安排生活，因此應限定各修道院的人數。他製定的修道生活製度相當完善，以致於細化到了例如修士每天祈禱、學習、勞動、飲食和睡眠的時間比例，服裝的樣式，修道院必須建立的紀律，等等。
查士丁尼一世時期注意立法工作，其法典以前述巴西爾製定的修道製度為依據，對修道生活的意義和細節作出了相關規定。法典指出：“修士從事靜思苦修的修道生活是神聖的事業，它使人的靈魂與上帝相通，不僅為修道的人服務，也對所有人有益。”
法典具體規定修道院的作息時間，修士的居住條件，要求修道院必須以高牆圍築，由可靠的年長者管理，看守大門，不經院長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還要求男女修道院必須分開等等。有了強有力的國家法律做保障，東正教修道製度逐步完善。而《查士丁尼法典》亦成為此後拜占廷東正教修道生活的統一標準。
東正教修道製度有了統一的標準，它在拜占廷帝國曆史上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作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修道製度的作用首先表現在政治生活中。
修道院雖然是避世隱居思想的產物，但是作為東正教重要的組成部分，修道士並非始終遠離世俗生活，特別是在有關東正教神學教義的爭論中，修士們或是自覺主動或是被迫卷入鬥爭。在教俗兩界統治集團的鬥爭中，修士們基本上站在教會一邊。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寧可暫時放棄修道院的平靜生活，也決不能坐視他們所認為正統的教義和純潔的真理被世人曲解。例如在拜占廷皇帝反對一性論的鬥爭中，成千上萬的修士一改平常的平和安靜，走出修道院，積極參加抵製皇帝法令的暴力活動，他們以絲毫也不亞於普通信徒的殘酷手段將反對派主教活活毆打致死。例如著名的修士達尼埃爾在篡位皇帝瓦西裏斯庫斯（475～476年在位）因一性論問題與君士坦丁堡人民發生衝突時，毅然離開他長期居住的石柱，被民眾抬到聖索非亞教堂，勸說皇帝改正觀點。再如，伊拉克略一世統治時期的修士馬克西姆（580～662年）公開反對皇帝提倡的“兩性一意”理論，因此遭到嚴刑拷打和流放，但是他始終不改變觀點，從而成為著名反對派的精神領袖。正是由於修道士在拜占廷帝國政治生活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並對皇權構成威脅，使得世俗君主極端的恐懼。
除了對帝國政治生活的巨大影響，東正教修道製度對拜占廷文化的積極作用也值得重視。修道院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為文化水平普遍高於普通信徒的修士修女從事宗教文化藝術活動提供了契機和良好的環境。而那些具有天賦的修士修女們正是在修道院的聖像畫裝飾藝術中盡情地發揮、展示他們的才華，他們用美麗的壁畫和鑲嵌畫裝飾教堂和飯廳的牆壁，以精巧的插圖點綴珍貴的古代手抄圖書；也是在修道院的手工作坊裏，心靈手巧的修道士有足夠的時間精心製作各種貴重的金銀寶石工藝品；還是在修道院幽靜的書齋裏，沒有衣食憂慮的修士能夠將他們冥思苦想的思想成果寫成不朽的文史作品；而修道院相對封閉的圖書館也成為古代文化作品的天然收藏地。
稱。學者們以這場運動標誌當時的曆史，稱運動發生的百餘年為“毀壞聖像時代”。它是中期拜占廷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毀壞聖像運動的發展過程極其曲折，這場運動以皇帝利奧三世（717～741年在位）在公元726年夏季頒布的《禁止崇拜偶像法令》為開端，至公元843年幼帝米哈伊爾三世（842～867年在位）統治時期，攝政皇後塞奧多拉頒布反對毀壞聖像的《尼西亞法規》為止，一共持續了117年。
在這117年裏，毀壞聖像運動經曆了兩個階段。從公元726年到公元812年為第一階段。其間，利奧三世發起的毀壞聖像運動引發了波及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角落的有關如何對待聖像的爭論。狂熱的基督教教徒紛紛以各種形式反對發起毀壞聖像運動的統治者其中不乏流血事件的發生，民眾起義也是此起彼伏。公元730年，利奧三世召開宗教大會，撤換了反對毀壞聖像的大教長日耳曼努斯，代之以擁護毀壞聖像的大教長阿納斯塔修斯，並製定了有關的宗教法規，為毀壞聖像運動提供了宗教理論上的依據。
利奧三世死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繼位，毀壞聖像運動隨即進一步升級。君士坦丁五世使這場運動的教義之爭演化為對崇拜聖像者的迫害，由此引起了全社會的動蕩。君士坦丁五世下令人人宣誓不得崇拜偶像，焚毀了大量的聖像藝術品，並且使用石灰水清除教堂內的聖像壁畫，甚至還處死反對派的高級教職人員，關閉由他們控製的修道院，沒收修道院的財產，強迫修士修女還俗。世俗皇帝這一過激的行為促使羅馬教皇最終擺脫了拜占廷皇帝的控製，在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的支持下，建立起了教皇國。
毀壞聖像運動到了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繼位之初卻發生了重大轉折。以攝政皇後伊琳尼為首的反對毀壞聖像者占據有利形勢，大舉反攻倒算，不僅全麵廢除了以前曆代皇帝毀壞聖像的法令和宗教法規，而且反過來對參加毀壞聖像運動的教俗人士進行大肆迫害。
公元787年召開的“尼西亞宗教會議”公開反對毀壞聖像，下令人人崇拜偶像，並規定世俗君主無權幹涉教務。毀壞聖像派的勢力一度銷聲匿跡，直至米哈伊爾一世（813～820年在位）退位。
毀壞聖像運動的第二階段開始於皇帝利奧五世（813～890年在位）的繼位。利奧是毀壞聖像派的堅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為榜樣，重新推行前代毀壞聖像派皇帝頒布的法令，廢除了公元787年尼西亞基督教會議的決議，並開始新一輪對反毀壞聖像者的迫害。大批主教和教職人員或被解除教職，或被監禁和流放。這種迫害到塞奧弗魯斯一世（829～842年在位）統治時期又有新的發展，反對派的教士被施以酷刑。
直至塞奧弗魯斯之子、年僅六歲的米哈伊爾三世繼位時，攝政皇後塞奧多拉重申崇拜聖像教義，全麵複辟，重新頒布反對毀壞聖像的《尼西亞法規》，同時她再次確立皇權對教權的控製和對教會事務的幹涉權。為了平息因毀壞聖像運動引起的社會動蕩，她實行宗教安撫政策，為過去因這一運動受到迫害的教俗人士平反，從而使這場在拜占廷帝國持續了長達117年之久的浩劫宣布結束。
毀壞聖像運動有著長期的宗教教義爭論的基礎，可以說它是基督教神學和哲學力圖擺脫猶太教和古典的希臘羅馬哲學，並最終形成獨立的神學體係的結果。毀壞聖像運動的發起，有著深刻的宗教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麵的曆史和現實原因，其中的利害關係極為複雜。
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破壞聖像運動，在拜占廷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方麵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毀壞聖像運動給帝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域帶來了最直接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一運動是宗教統治者和世俗統治者之間政治鬥爭的結果。如此一來掌有軍權的世俗皇帝必然會為了自己的利益發動武力來鎮壓狂熱的聖像崇拜者，而在教會內部也存在兩股相互對立的勢力，他們水火不相容，爭鬥也在所難免；在世俗君主之中不乏支持崇拜聖像的一群人，他們所發起的反攻倒算也不甘示弱，毫不亞於毀壞聖像運動的手段，他們對毀壞聖像派教士大肆迫害。
毀壞聖像運動在軍事方麵的影響是與其政治影響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早在毀壞聖像運動爆發以前，帝國各地教會對如何對待聖像問題就有兩種意見，其中西方省區支持崇拜聖像，而東方省區則相反。英明的拜占廷世俗統治者利用了毀壞聖像的主張穩定了東部軍區的軍心，鼓舞了士兵的士氣，從而使得拜占廷軍隊在東部前線節節取勝，成功地實現了當時的軍事進攻和戰略目標。
毀壞聖像運動還成功的遏製了教會產業急劇膨脹和有效的防止國家人力資源的流失，在帝國經濟方麵產生了重要影響。世俗統治者麵對經濟實力甚至雄厚於自己的教會，特別是在帝國連年戰爭、瘟疫不斷、人力資源消耗嚴重、國庫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借毀壞聖像運動之機，通過頒布法令，有效地實現了從經濟上打擊教會的目的，大幅增加了國家的稅戶和收入。
毀壞聖像運動在拜占廷文化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間，雖然有大批教堂修道院和一些早期宗教藝術作品被毀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但是，世俗風格的民間藝術卻得到了充分的發展v現了世俗藝術和宗教藝術同時發展、同時繁榮的局麵。這一時期，是阿拉伯帝國在軍事上趨向於衰弱而文化上趨向於發達的時期，拜占廷和阿拉伯文化有了經常的和平交流，從而在拜占廷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區同時出現了西方所不能達到的文化藝術繁榮。這種文化藝術繁榮為後來西歐的文藝複興運動準備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朱利安複興異教
在基督教的勝利和異教的衰亡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還是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侄子朱利安（361～363年在位）複興異教活動的失敗。朱利安的父親與君士坦丁皇帝是親兄弟，他的父母早亡，幼年時受過嚴格的古典教育，對他的一生有重要影響的一位導師是著名的希臘文學和哲學學者馬爾多尼烏斯；著名的阿裏烏派主教是他的聖經教師。因此，他同時接受了古典哲學和基督教的經典教育。雖然他年輕時已經接受了基督教洗禮，但他所受的基督教教育隻是為他提供了一層保護自己真實信仰的外套，他骨子裏卻是完全的“異教”徒。
在君士坦提烏斯（337～361年在位）掌政後期，這位皇帝非常害怕自己的親人覬覦自己的皇位，因此將有資格繼承自己皇位的親屬都殺害了，朱利安是惟一的幸存者。於是，朱利安的整個青年時代都籠罩在死亡和恐怖的陰影中，他完全聽命於君士坦提烏斯隨意地擺弄。他時而被流放到遙遠的邊疆省份，時而被調進君士坦丁堡受到君士坦提烏斯的嚴密監視。但是，這並沒有能阻止朱利安在流放地研習古典希臘文化巨著。在這方麵，當時著名的修辭學者、希臘文化運動的代表、卡帕多細亞人馬爾多尼烏斯對他影響頗深。在他的同父異母兄長仍盧斯被君士坦提烏斯殺害後，朱利安被流放到雅典，更多地接觸了柏拉圖的學說。這些經曆對他後來狂熱地恢複古典宗教的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