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由於時代的背景與曆史的局限，希羅多德的《曆史》難免有著濃厚的宿命論、天命觀色彩。但瑕不掩瑜，這點小小的汙漬根本蓋不住《曆史》的偉大光芒。
總體來看，希羅多德在史學方麵的諸多建樹，為西方史學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對西方史學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也對世界各地的史學家們提供了最好的寫作典範。
修昔底德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前395年）出生於雅典的顯貴家庭，比希羅多德大概年輕20歲到30歲，但在30年左右的時間裏，雅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外，雅典由希臘世界的一個普通城邦躍為提洛同盟的盟主，建立了空前強大的海上霸權。但是不久以後，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及雅典的失敗，使雅典的勢力落入了穀底。對修昔底德來說，前後的反差實在強烈。對內，修昔底德強烈感受到了雅典政治風雲的變幻。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他已經成人，雅典內部圍繞和、戰問題所展開的激烈鬥爭，他是親眼目睹者。更重要的是，在伯裏克利時代，雅典發生了文化啟蒙運動，智者派們訴諸理性、鄙棄宗教傳統的思想，對他有著重大影響。
公元前424年，他當選為雅典十將軍之一，率船艦負責防守對雅典至關重要的安菲玻裏、埃昂等地。當年冬天，斯巴達大將布拉西達統兵侵入色雷斯北岸，一舉攻陷安菲玻裏，修昔底德救援不及，被雅典人判處流放，修昔底德從此放棄政治，專心致誌於他的戰史的寫作。據他自稱，早在戰爭爆發時，他就已著手撰寫有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著作，密切注意著戰爭的進程。但那時他還是個雅典公民，不免帶有一定的雅典人的眼光，視野受到一定的限製。及至他被流放，他固然失去了直接參與雅典方麵決策的機會，但他以流放者身份，往來於希臘各邦，廣泛采訪當事人，視野反而更加開闊，所得資料更為全麵，看法更為客觀。因此，在書的導論中，他敢於宣布他的書絕不隻是為一時的轟動，而是希臘從曆史中汲取經驗而垂諸永遠。
長達百萬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共8卷，它嚴格地按照編年體記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於當時的真人真事，又詳加考核，因而記事分折，皆得要領，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全書共分為五部分：其中第1卷是序論，簡要追溯了早期曆史和敘述戰爭的背景；第2卷至第5卷前半部分敘述戰爭第一階段10年間的事件；第5卷的後半部分寫公元前421年尼西亞和約以後6年不穩定的和平時期；第6、7卷寫雅典的西西裏遠征；第8卷敘述狄克利亞戰爭，止於公元前411年。其中第8卷屬未完成的部分，而且由於最後一個句子不夠完整，所以，人們推測修昔底德是突然死亡的。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他隻敘述到公元前411年，並沒能按最初的設想將其全部寫完，給我們的是一部殘缺之作。
這部著作詳略得當，精彩紛呈，而文筆之老練遒勁，論述之精確嚴密，皆不愧為西方史學的扛鼎之作。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問世，標誌著西方史學在古希臘時代的最高成就。在撰寫這部著作時，修昔底德采取了十分嚴肅的態度和求真的精神，並提出了嚴格的史料批判原則。其著作不僅以資料翔實可靠、敘事力求公允而名垂青史，更重要的是他在書中所顯示出來的樸素唯物主義曆史觀的萌芽也是光彩奪目的，可以說這一點達到了他那個時代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令人矚目。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僅詳細敘述了戰爭的過程，而且還記載了戰爭中不同政治集團、階層之間的鬥爭，奴隸的反抗和逃亡，以及雅典同盟國的叛離事件等。所以，它是研究公元前5世紀後期希臘曆史的寶貴文獻。在治史方麵，修昔底德也對西方史做出了重大貢獻。首先，他力圖使自己的著作能夠提供給人們可供借鑒的材料。因此，他重視史料的可靠性，注意對史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此，其著作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其次，他力圖揭示曆史事件的真正因果關係，注意探討曆史事件的物質原因，對一些重大曆史事件能作出較深刻的分析。在這方麵他比希羅多德前進了一大步。如他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再次，他不承認奇跡，不承認神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幹預。按照他的意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根據自然界的不可移易的法則發生發展的。其次，他首先采用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即根據現在社會中的不同的遺跡（實物、文獻、風俗習慣等等）來推測古代曆史的情況。例如，他從一些民族中的海盜活動被認為是榮譽的事業這一情況出發，得出結論，即曆史上存在過這樣的時代，當時雅典人和其他一些民族都曾認為海盜活動是不同部落之間交往的一種形式。此外，他還是西方古代第一個注意經濟因素對曆史發展起作用的史學家。最後運用大量的演說詞來說明戰爭指導者的動機、方針，刻畫人物性格，交代戰爭的形勢，是修昔底德寫史的另一大特點。這些演說詞中，有些是他親耳聽到的，有些是他聽別人轉述的。還有一些是他認為曆史人物在那種特定的場合下應該說的，是他獨自創作的。作為一種寫作方法，希羅多德曾在他的書中偶爾記錄演說詞，如科林斯反對斯巴達在雅典重建僭主政治的長篇演講，但將其係統地使用，則始自修昔底德。在交代曆史背景方麵，這類演說詞確有其長處，如在分析雅典、斯巴達戰爭初期的戰略目標和力量對比時，由伯裏克利和阿基達瑪斯分別說出，不僅更具生動性，也顯得更有真實性。自修昔底德開創這個先例後，後來者紛起效尤，演說詞的廣泛使用成了希臘史學的一大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