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李白也說，當時他“名動京師”，這是一點不假的，李白也確實懷著滿身的才能。他的詩，賀知章讀了，讚賞“可以泣鬼神矣”；他還會論兵擊劍，“托身白刃裏，殺入紅塵中”，可謂驍勇一時；他又善書法，黃山穀說他草書的風格“大類其詩”；善飲酒是不用說了，當時人就稱他為“酒仙”；並且還會鼓琴；又健於談論，當時人稱讚他的談論“李白粲花之論”。麵對唐玄宗接連三次下詔，他是喜形於色、躊躇滿誌。盡管出了遠門剛回到家裏，他也顧不得妻兒的牽衣挽留，也沒有拿“問我西行幾日歸”的叮囑往心裏去，好男兒誌在四方嘛！他仰天大笑出門去，著馬快鞭地走向了長安。
現在，從少年時代開始堆積起來的那些學問、見識、韜略可以派上用場了。李白想到，有多少計劃等待實施，多少事業要在他的手裏成就，他真的躍躍欲試了。可是，他畢竟是太天真太單純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知朝廷深淺宦海底細了。天寶年間，那個中興之主唐玄宗，不僅陶醉於他自己“開元盛世”的治績，也陶醉於身邊權臣的阿諛逢迎。他開始沉湎於女色，也沉湎於享樂。他把朝政大權交給了自己的宗室，那個曆史上有名的“口蜜腹劍”的李林甫，使其有了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的資本。《舊唐書》說：“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當年，大詩人杜甫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火熱的政治抱負，從洛陽來到長安，參加京城的進士考試，但是這一考試在李林甫的把持下，竟無一人及第。奸臣當道，欺上壓下，堰蜓嘲龍，魚目混珠，政治已不再清明。李白是看在眼裏的，他曾經批評唐玄宗“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由於唐玄宗喜歡鬥雞的遊戲，在長安設了“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飼養和訓練成千的雄雞；其餘諸王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都用高價買雞，上行下效，遂為一種社會風氣。對於擅長鬥雞的人，皇帝特別愛寵，都賞做大官。當時，長安城就流傳著這樣一句歌謠：“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老百姓也是看在眼裏的。盡管初到長安時，李白曾受到唐玄宗隆重的接待，而且還“問以國政”，讓他做翰林供奉，也就是相當皇帝的顧問。但是，李白很快失望了：他不過是這個朝廷豢養的一個禦用文人，宮廷荒淫生活的一個點綴。仕途上要有理性的克製才能穩健地一步一步走下去，而他的根骨裏流淌的是詩人的血液，他那豪放浪漫的個性和激情的揮灑也不懂得約束和收斂。“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盡管是千古美談，卻實實在在讓他得罪了不少朝廷權貴。他不是政客，沒有奴顏，沒有卑骨，沒有手腕，有的隻是才能，如果說還有什麼，那就是正直。他不滿奸惡卑劣的人物竊居要津，不滿貪官汙吏的到處橫行，他斥責他們簡直就像古來的大盜盜蹠一樣！他的正直沒有人賞識，說了也等於白說。在他們眼中，你李白算什麼，沒有你李白日頭不是照樣從東邊出來，地球照樣自東向西旋轉嗎？當初，唐玄宗入召李白，無非是圖個“招賢納士”的美名，現在可是另一種想法了，說他“非廓廟器”。而李白呢，總感到自己的曲高和寡，又要受到別人的猜忌，小人的是非搬弄和誣陷，更受不了朝廷的那種拘束，對於他來說，沒有比這更失望更痛苦的了。那一天，他剛剛下朝，就作詩說：“何由返初眼，田野醉芳樽。”還不到三年時間，他就過不下去了，心灰意冷厭倦了，就想離開長安了。從此，他一去不複返，再也沒有回到京城。
在人生的價值取向上“三立”方針（立德、立功、立言）始終是封建社會文人的三個坐標。在唐朝，由於盛唐以來逐步形成的安定富庶的社會環境，培養了青年人對事業和功名的強烈追求的理想與願望，他們希望走進長安，走上仕途，走入中央統治集團的中心，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李白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真正有才能的人，真正能走進去的人是極少極少的。即使走進去了，又看到官場並非如原來想象的那麼美好，那麼純粹，那麼簡單，不時地糾纏夾雜著肮髒、卑鄙的人和事，能夠出淤泥而不染，清醒地走出那個“圍城”怕又是更為罕見。李白仕途的失意，走出長安，其實是李白人生的幸運，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幸運。如果不是這樣，在李白遺留的詩作中，那些平庸的在朝廷上獻酬的、應景的詩作的比重還會多起來，而詩人的光芒卻會黯淡下去。試想，如果玄宗對李白加以高官，晉以厚爵，侍於皇帝左右，甚至在大內賜以豪華宅第，再賜以專用牛車，鍾鳴鼎食，成為肉食者，中國曆史雖多了一個顯宦，卻少了一個偉大的詩人。這種情形，曆史上並不少見。中國有句古話：“詩必窮而後工。”作詩為什麼必須先“窮”？這裏的“窮”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是倒黴。不倒黴，就接觸不了社會基層，就無法了解民間的疾苦，就唱不出人民的心聲。沒有切身經曆和宏觀觀察，是概括不出這句話來的。李白何嚐例外，不然，就不會有《古風》、《北風行》、《秋浦歌》、《遠別離》、《將進酒》、《答三十二夜獨酌有懷》和歌頌祖國壯美山河的不勝枚數的至今膾炙人口的錦繡篇章。仕途失意卻換來了李白詩歌藝術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