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文曾經說過，封建專製製度的特殊需要為小人的產生和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這久而久之也就給全社會帶來一種心理後果：對小人隻有防，隻有躲，不能糾纏。於是小人如入無人之境，滋生他們的那塊土壤總是那樣肥沃豐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並沒有什麼權力背景、組織能力和敢死精神，為什麼正常的群體對他們也失去了防禦能力呢？如果我們不把責任全部推給封建王朝，在我們身邊是否也能找到一點原因呢？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觀念上的缺陷。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社會上特別痛恨的都不是各種類型的小人。我們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們痛恨敢於無視親友鄰裏的規勸死死追求異性的情種，我們痛恨不顧一切的激進派或者巋然不動的保守派，我們痛恨跋扈、妖冶、窮酸、固執，我們痛恨這痛恨那，卻不會痛恨那些沒有立場的遊魂、轉瞬即逝的笑臉、無法驗證的美言，無可檢收的許諾。很長時間我們都以某種政治觀點決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觀點上幾乎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時討好兩麵，至少被兩麵都看成中間狀態的友鄰。我們厭惡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們厭惡野蠻，小人在多數情況下不幹血淋淋的蠢事。結果，我們極其嚴密的社會觀念監察網絡疏而不漏地垂顧著各色人等，卻獨獨把小人給放過了。
第二，情感上的牽扯。小人是善於做情感遊戲的，這對很多勞於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來說正中下懷。在這個問題上小人與正常人的區別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內心開始的，小人的情感遊戲是以揣摩對方的需要開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準，人們一下就進入了他們的陷阱，誤認他們為知己。小人就是那種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卻曾有很多人把他誤認為知己的人。到後來，人們也會漸漸識破他們的真相，但既有舊情牽連，不好驟然翻臉。
我覺得中國曆史上特別能在情感的迷魂陣中識別小人的是兩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們的千古賢名，有一半就在於他們對小人的防範上。管仲輔佐齊桓公時，齊桓公很感動地對他說：“我身邊有三個對我最忠心的人，一個人為了侍候我自願做太監，把自己閹割了；一個來做我的臣子後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看過父母；另一個人更厲害，為了給我滋補身體居然把自己的兒子殺了做成羹給我吃！”管仲聽罷便說：“這些人不可親近，他們的作為全部違反人的正常感情，怎麼還談得上對你的忠誠？”齊桓公聽了管仲的話，把這三個小人趕出了朝廷。管仲死後，這三個小人果然鬧得天翻地覆。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難於盡舉，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諫議大夫程師孟，他有一天竟然對王安石說，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體越來越好，而自己的內心卻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先死，您就給我寫墓誌銘，好流傳後世了。”王安石一聽就掂出這個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會。有一個叫李師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點，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非議紛紛的時候，他寫了長長的十篇《巷議》，說街頭巷尾都在說新法好，宰相好。本來這對王安石是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議》的偽詐成分，開始提防他。隻有像管仲、王安石這樣，小人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陣才能破除，但對很多人物來說，幾句好話一聽心腸就軟，小人要俘虜他們易如反掌。
第三，心態上的恐懼。小人和善良人們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長的情誼上的“蜜月期”，當人開始有所識破的時候，小人的撒潑期也就來到了。平心而論，對於小人的撒潑，多數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實際上膽子多小，撒起潑來有一種玩命的外相。好人雖然不見得都怕死，但要死也死在戰爭、搶險或與匪徒的格鬥中，與小人玩命，他先潑你一身髒水，把是非顛倒得讓你成為他的同類，就像拉進一個泥潭翻滾得誰的麵目也看不清，這樣的死法多窩囊！因此，小人們用他們的肮髒，擺開了一個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戰場令人恐怖的混亂方陣，使再勇猛的鬥士都隻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況下小人不是與你格鬥而是與你死纏，他們知道你沒有這般時間、這般口舌、這般耐心、這般情緒，他們知道你即使發火也有熄火的時候，隻要繼續纏下去總會有你的意誌到達極限的一刻。他們也許看到過古希臘的著名雕塑《拉奧孔》，那對強勁的父子被滑膩膩的長蛇終於纏到連呼號都發不出聲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沒有法律管小人？很難。小人基本上不犯法。這便是小人更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滸傳》中的無賴小人牛二纏上了英雄楊誌，楊誌一躲再躲也躲不開，隻能把他殺了，但犯法的是楊誌，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貼住一具高貴的生命，高貴的生命之所以高貴就在於受不得汙辱，然而高貴的生命不想受汙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一旦付出代價後人們才發現生命的天平嚴重失衡。這種失衡又倒過來在社會上普及著新的恐懼：與小人較勁犯不著。中國社會流行的那句俗語“我惹不起，總躲得起吧”實在充滿了無數次失敗後的無奈情緒。誰都明白，這句話所說的不是躲盜賊，不是躲災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著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無知者羨慕，他們的隊伍擴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誤。中國曆史上很多不錯的人物在對待小人的問題上每每產生策略上的失誤。在道與術的關係上，他們雖然崇揚道卻因政治思想構架的大一統而無法真正行道，最終都陷入術的圈域，名為韜略，實為政治實用主義。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政敵，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小人。這樣做初看頗有實效，其實後果嚴重。政敵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對付政敵，在某種意義上是利用小人撲滅政治觀點不同的君子，在整體文明構建上是一大損失。利用小人來對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撥小人處於合法和被弘揚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將邀功論賞，發揚光大。中國曆史上許多英明君主、賢達臣將往往在此處失誤，他們獲得了具體的勝利，但勝利果實上充滿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們隻問果實屬於誰而不計果實的性質，因此，無數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構成一種正當的文明積累。
第五，靈魂上的對應。有不少人，就整體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勢和境遇下，靈魂深處也悄然滲透出一點小人情緒，這就與小人們的作為對應起來了，成為小人鬧事的幫手和起哄者，謠言和謊言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市場？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但居然會被智力並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隻能說是傳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隻要想一想曆來被謠言攻擊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別人暗暗嫉妒、卻沒有理由被公開詆毀的人物，我們就可明白其中的奧秘了。謠言為傳謠、信謠者而設，按接受美學的觀點，謠言的生命紮根於傳謠、信謠者的心底。如果沒有這個根，一個謠言便如小兒夢囈，腐叟胡謅會，會有什麼社會影響呢？一切正常人都會有失落的時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長嫉妒情緒，一聽到某個得意者有什麼問題，心裏立即獲得了某種竊竊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碼的常識和邏輯，也不做任何調查和印證，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圍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遺憾自己在名望和道義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個機會能在攻擊別人過程中獲得這種補償，也會在猶豫再三之後探頭探腦地出來，成為小人的同夥。如果僅止於內心的些微需要試圖滿足，這樣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覺會使他們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開始隻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心對立而已，而一旦與小人合夥成事後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們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難以救藥了。從這層意義上說，小人最隱秘的土壤，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即便是吃夠了小人苦頭的人，一不留神也會在自己的某個精神角落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麼，到底該怎麼辦呢？
顯然沒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這個棘手的問題上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認為，文明的群落至少應該取得一種共識：這是我們民族命運的暗疾和隱患，也是我們人生取向的分道所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強悍起來，不再害怕我們害怕過的一切。不再害怕眾口鑠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蠅成陣，不再害怕陰溝暗道，不再害怕那種時時企盼著新的整人運動的饑渴眼光，不怕偷聽，不怕恐嚇，不怕獰笑，以更明確、更響亮的方式立身處世，在人格、人品上昭示著高貴和低賤的界限。
此外，有一件具體的事可做，我主張大家一起來認真研究一下從曆史到現實的小人問題，把這個問題狠狠地談下去，總有好處。
想起了寫《吝嗇鬼》的莫裏哀。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根治人類身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吝嗇這個老毛病，但他在劇場裏把吝嗇解剖得那麼透徹、那麼辛辣、那麼具體，使人們以後再遇到吝嗇或自己心底產生吝嗇的時候，猛然覺得在哪裏見過，於是，劇場的笑聲也會在他們耳邊重新響起。那麼多人的笑聲使他們明白人類良知水平上的是非，他們在笑聲中莞爾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沒聲兒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羅還是柏格森說的，莫裏哀的《吝嗇鬼》問世以來沒有治好過任何一個吝嗇鬼，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隻要經曆過演出劇場那暢快的笑，吝嗇鬼走出劇場後至少在兩三個星期內會收斂一點，不是吝嗇鬼而心底有吝嗇影子的人會把那個影子縮小一點，更重要的是，讓一切觀眾重見吝嗇行為時覺得似曾相識，然後能快速給以判斷，這就夠了。
吝嗇的毛病比我所說的小人問題輕微得多。鑒於小人對我們民族昨天和今天的嚴重荼毒，微薄對我們，能不能像莫裏哀一樣把小人的行為舉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於世，然後讓人們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經糾纏了我們那麼久，我們何不壯壯膽，也對著他們鼓噪幾下呢？
二十世紀臨近末尾，新的世紀就要來臨。我寫《山居筆記》大多是觸摸自以為本世紀未曾了斷的一些疑難文化課題，這是最後一篇，臨了的話題是令人沮喪的：為了世紀性的告別和展望，請在關注一係列重大社會命題的同時，順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附錄
秋雨按：拙文《曆史的暗角》發表後，大陸、台灣和美國的報刊多方轉載，產生了一些有趣的反應。上海《文彙報》的編者曾給我看過著名作家張賢亮先生推薦拙文的一篇長文，張先生談了對小人問題的一係列精彩看法後認為，我對於如何對付小人，態度還嫌消極。他認為，小人做盡壞事，但在今天卻難於剝奪我們的生存權，而隻要我們的生存權未被剝奪，我們就應該聯合起來與他們鬥，萬不可退讓躲避。剛讀完張賢亮先生的文章，我又在《文彙讀書周報》上讀到了衛建民先生的《談“小人”》，他的意見正恰與張賢亮先生相反，認為對小人完全不必理會，應該沉默以對。兩位先生的意見其實都很有道理，這是兩種不必統一的道理。我至今在這兩種意見中徘徊，估計還會長期徘徊下去。對於一切最常見的社會曆史命題，深刻的答案往往是處於徘徊狀態的。如果答案簡單，它就早已解決，不可能常見了。
讀了他們的文章我也產生了一些補充意見。我覺得人們常常習慣於把那些對自己提出了不恰當批評的人看做小人，這其實是不對的。在很多時候，即便那些給我們帶來毀損和災難的人也未必是小人，因此，需要把對毀損的態度和對小人的態度分開來說。毀損是一種特殊事件，小人是一種恒久存在。毀損針對個人，小人荼毒社會。因此，毀損不必糾纏，而小人有待研究。
研究小人是為了看清小人，給他們定位，以免他們繼續頻頻地騷擾我們的視線。爭吵使他們加重，研究使他們失重，逐步讓我們處於低位狀態、邊緣狀態、贅餘狀態。雖然小人尚未定義，但我看到一個與小人有關的定義，一個關於時代的定義。一個美國學者說，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這個定義十分精彩。小人總有，他們的地位與時代的價值成反比。小人若能在一定的精神氣壓下被低位安頓，這個時代就已經在問鼎偉大。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意思，與衛健民先生的想法很接近。
另外，我覺得即便是真的小人也應該受到關愛，我們要鄙棄的隻不過是他們的生態和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