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政治讓“才”與“性”分離，那麼，在出現才與性之間的關係的討論時，當權者采取什麼態度來對待這樣的討論，也是才性之間能否達到一個相對平衡、健康狀態的關鍵因素。所以，雖然群臣們討論得熱火朝天，真正起到決定作用的，則是當權者的一句話而已。當年，曹操的一句“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影響了曹魏三十年的人才政策，那麼，在四本論的討論如火如荼的時候，又有誰能夠出來一錘定音呢？當時，名義上的執政者是曹魏的皇帝，而且曹魏的皇帝們雖然在司馬氏的淫威之下不能行使治理國家的權力，但是對於一些國家的重大問題，還是有發言權的，有的時候皇帝甚至會不顧司馬懿父子的臉色，發表自己的見解；而實際上的掌權者司馬氏父子，則包攬了一切的大權，發號施令如同聖旨一般。這樣就出了問題：如果在才性討論的問題上，皇帝和司馬氏有不同的看法，那麼應該聽誰的？
這是選擇的難處，但是又不能不作出選擇。當時的才性討論，看法繁多，支持“才性同”的觀點認為，才和性都是先天的，屬於人的精神靈秀，所以應該是趨同的，什麼樣的德行，就有什麼樣的才能與之相配；認為“才性異”的看法則指出，才和性並不來自一個源頭，德行是要在一定的環境中才能養成的，而才則是在學習中獲得的，所以不能混為一談；與“才性同”相近的觀點“才性合”則認為才能和道德都是需要在先人的教化下形成的，因而在形成過程上有相通之處，都需要培養和自我修煉；另一種看法，“才性離”則有更為特別的說法，堅持此說的人認為，才能是做事的時候表現出來的，而德行則是在待人的時候表現出來的，二者的應用場合不同，所以應該區別對待。這些看法各有短長，莫衷一是，不要說讓曹魏的皇帝和當權的司馬氏來選擇，就是讓哲學家們來選擇一個結果，恐怕也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選擇才能更為適合當時的道路呢？像曹操那樣動用自己手中的政治力量來推行自己認可的政策嗎？事實證明，無論是以殘暴著稱的司馬師，還是對待大臣稍微寬容的司馬昭，都沒有這樣做的實力和權威。他們隻能控製宮中的皇帝，而不能控製天下人的信念。在這樣的環境下，執政者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問題模糊化，越是模糊越好，讓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想法，並且覺得這想法是國家和當政者允許的，這樣他們才能與當政者合作。正因為這種模糊化的做法，在司馬懿和司馬師之後，司馬昭終於結束了用濫殺來消滅異己的辦法，而是轉向盡可能團結更多的力量與自己合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人們的信仰世界，出現了生存倫理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就是否定了兩漢時代儒家學說一統天下的局麵，轉而承認其他的學說和理論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為世人信奉的真理。當年，嵇康寫下的那句“越名教而任自然”，隻是他個人和少數同道者的想法，但是，隨著四本論討論的無結果，司馬昭刻意的模糊化問題，作為儒家觀念的“名教”和作為道家思想的“自然”已經不再是勢同水火了。阮鹹的兒子阮瞻去應召做官的時候，招募他的正是當時的名士領袖、那位後來被稱為“清談誤國”的王衍。王衍當時問了一個問題：“你覺得名教和自然之間是個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如果放在阮籍、嵇康的那個年代，絕對是不能討論的，但是，時代變了，這個問題都可以在政府的招聘考試中被提問了。阮瞻當時隻回答了三個字：“將無同。”“將無同”就是“沒有什麼不同”、“應該趨同”的意思，王衍聽了之後十分高興，覺得阮瞻的回答十分符合“模糊化”的政治理念，而且簡練明了，頗有名士風度，於是把他召為掾屬，他也因此被稱為“三語掾”。
國家的政策走向模糊化，社會的生存倫理走向多元化，在根本不可能獲得一個最後答案和思想出路的三國時代，這種選擇雖然無奈，但也是一種亂世之中傾向於更多人可以生存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