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信仰世界，出現了生存倫理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就是否定了兩漢時代儒家學說一統天下的局麵，轉而承認其他的學說和理論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為世人信奉的真理。
即便是在動蕩的時代，暫時性的觀念和規則也必將朝著固定化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從臨時性走向製度化、日常化的轉變，而隻有出現製度化、日常化的政策和規則，亂世的各種非常態行為出現的頻率才會降低，一切走向有秩序才有可能。而從“亂世”到“太平”，正是一個從無序化走向秩序化的過程。
隨著從兩漢走向三國，原有的秩序逐個被打破、被摧毀，人們固守的一些道德和價值觀念也蕩然無存，而隨著三國時期“分久必合”的趨勢出現，如何重建一種秩序，則成為時不我待的問題。在政治上是這樣，在製度上是這樣，在用人問題和人才觀上同樣是這樣。
事實上，無論是在什麼時代，隻要是從亂世走出，向著太平時代和盛世發展的時候，首先提上日程的，必然是用人問題。因為，無論建立什麼秩序，都要有合適的、有才幹的人去執行、去維護、去完成的，而亂世時人才觀往往是混亂而無頭緒的，正所謂提綱挈領，改造了人才政策，就帶動了整個的秩序化進程。
進行一場思想領域的宣傳或者討論，是建立秩序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在秦始皇的時代，要推行中央集權的製度，前後有過廷尉李斯和丞相王綰、丞相李斯和博士淳於越等幾次立國方針的大辯論；西漢中期，也為了國策轉變，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討論，這就是“鹽鐵論”；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有一場對日後中國影響深遠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這些建立秩序過程中的討論和宣傳，是使用輿論或者學術等領域的資源，為建立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進行論證的活動，同時，在討論過程中，統治者可以在幾種不同的主張之中作出選擇，擇善而從。
自從曹操旗幟鮮明地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原則並且著手實施以來，“德行”和“才能”作為用人政策中的兩個主要因素，哪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成為縈繞在人們心頭的疑團。到了司馬懿父子掌權之後，這個問題的討論沒有停止，反而因為司馬氏號稱重視人才的道德修養而辯論得更加激烈。
這一場激烈的人才觀討論，就是所謂“四本論”。所謂“四本”，就是“異同離合”，這是魏晉時代經常用到的討論事物關係的四個立足點。而人才觀的“四本論”，就是講求“才”與“性”之間異同離合的關係。到底才能和性情（道德）之間是同還是異，是離還是合，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看來，這樣的討論，有些上升到理論高度了，屬於純粹討論人性與才能的範疇，但是，在三國後期，這樣的討論，恰恰是為了對此前的人才觀和用人政策進行清算，進行徹底的檢討，以便在認識清楚道德與才能的問題之後，整合現有的人才資源，改革現有的用人政策。因而，這種極具現實意義的討論顯得格外重要，許多在當時地位顯赫的官員也參與了討論，統治者對此也十分關注。那位號稱嫉賢妒能的鍾會，也是“才性四本論”的重要參與者。
過了千年，人們會覺得品德和才能之間的關係也許並不是非常重要，而且二者是否存在天然的關係也成了一個疑問。這是因為現代社會是開放型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人才，而且人才是否能對社會有益，是可以從人才的發現、選拔、審核、監督等不同的環節進行控製的，決定人才發展方向的，是社會而不是政府。
可是，在古代的帝國體製下，政府的權力是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當權者利用其政治力量試圖壟斷人才，讓人才和社會土壤脫節，成為他們的禁臠。但他們忘了，政府隻能就政治方麵進行管理，如果在這樣的基礎上壟斷了人才，那麼人才不受政治管理的其他方麵，諸如家庭、性格、愛好等內容，就成為不受監督、不受管理的脫韁野馬。可見，造成才能和道德分離的，是封建帝王在用人政策上的壟斷性措施，而不是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