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在21世紀的一百年裏，“吐魯番學”一定能夠開拓出一片片更加美好的學術天地，“吐魯番學”也將以其豐碩的成果，貢獻給敦煌吐魯番研究之外的更廣闊的學術世界。
應加強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
劉進寶
劉進寶，男，1961年生，甘肅榆中人。1983年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畢業，1988年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2001年武漢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畢業。現為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主要論著有《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敦煌學通論》、《唐五代敦煌種植棉花研究》、《再論晚唐五代的“地子”》、《敦煌學史上的一段學術公案》等。
敦煌學是一門以地名學的學科，談到敦煌學，一個無法繞過的話題就是敦煌和設在敦煌的研究機構——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的魅力是無窮的，有許多的謎等待我們去解；敦煌研究院是目前國際上規模最大、設置機構最全、實力最為雄厚的敦煌學研究機構。但我們對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及其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尚缺乏深入研究，似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第一，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從籌備、成立到演變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已經60多年了。20世紀40年代到敦煌的“敦煌人”有些已經去世，有些也已退出了研究領域，開始安度晚年；50、60年代到敦煌的“敦煌人”大部分也已退休。就是80年代初招聘的研究人員大多也已步入老年。如果我們將以常書鴻為代表的“敦煌人”作為第一代，以段文傑為代表的“敦煌人”作為第二代，以樊錦詩為代表的“敦煌人”作為第三代的話，可以明顯地看出，第一代和第二代“敦煌人”或已去世，或已年衰體弱，第三代“敦煌人”也步入了老年。2007年8月，為紀念段文傑先生從事敦煌藝術60周年，我又一次去了敦煌，當我站在莫高窟前的沙漠墓地中，看著墓碑上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常書鴻、李承仙、霍熙亮、竇占彪、楊漢璋、劉曼雲、潘玉閃、孫修身、劉鍱等時，我的內心是很不平靜的。他們將一生都獻給了敦煌，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因素，這些“敦煌人”大多都沒有留下個人的回憶錄。目前除常書鴻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和段文傑先生的《敦煌之夢》外，隻有孫儒僩先生的《敦煌石窟保護與建築》、施萍婷先生的《敦煌習學集》中，有一些簡略的回憶。如孫儒僩先生的《莫高窟石窟加固工程的回顧》、《回憶敦煌石窟保護工作》、《我經曆的敦煌石窟保護工作》、《莫高窟的上寺和中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基地回顧》、《我的敦煌生涯——踏上敦煌之路》，施萍婷先生的《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等，都是有關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非常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常書鴻和段文傑先生由於長期擔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領導工作，因此，他們的回憶也就主要以總體上的記述為主。孫儒僩和施萍婷先生的回憶雖然是個體的，也有很強的可讀性及說服力，但也隻是片段的，還缺乏整體感。因此，我們應該從搶救的角度出發，希望現在還健在的“敦煌人”都能留下個人的回憶，為敦煌學術史的研究，尤其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和撰寫留下寶貴的材料。
與“敦煌人”回憶錄的缺少一樣，雖然已經出版了《敦煌圖史》、《敦煌研究院年鑒（2005—2006）》等有關敦煌研究院曆史的資料，但我們對敦煌研究院曆史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如在南京的第二曆史檔案館就保存有一些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期的檔案——《呈送教育部追加三十一年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開辦費及經常費預算案》、《敦煌藝術研究所員工米代金名冊及來往文書》、《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職員資格審查、履曆表及人事動態表》、《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關於采掘古物起訖日期等問題代電》、《中央研究院敦煌藝術研究所1945年至1946年政績比較表》等，這些檔案文書似乎還沒有進入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