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於右任的書法生涯中，對魏碑情有獨鍾。“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夜集詩聯，不知淚濕枕。”
是他學習魏碑書法藝術的真實寫照。他所以喜歡魏碑，據說是認為魏碑有“尚武”精神，一筆一畫，充滿了粗獷豪放之氣。鴉片戰爭之後，朝廷腐敗，國力衰竭，民族危亡。他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試圖將書法藝術作為一種戰鬥的武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所以特別喜歡魏碑，其真正的原因，還是魏碑中有《石門銘》和《龍門二十品》等大量中國書法史上的珍品。他想從研習魏碑入手，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創新，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書法藝術道路。他說：“學書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於古人，就其愛好者習之，隻要心摹手追，習之有恒，得其妙諦，即可任意變化，就不難自成一家。”
正是有此見解，他的書法才自成一體，特別是草書，用筆稚拙，筆筆隨意，出神入化，既雄奇婉麗，又清正典雅，寬博瀟灑之中，顯得別具神韻。屈武評價其嶽父的書法藝術，是“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博采各家之長，融會貫通，自成一格，晚年愈臻成熟，達到揮灑自如、爐火純青的境地。”
三
由於鍾愛魏碑，得益於魏碑，搜尋古碑和金石拓片，幾乎成了於右任一生的嗜好。即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戎馬倥傯，他也不忘尋訪古碑的使命。“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還。水沉千福寺，雲掩五台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裁酒三陽寺，尋碑興倍增。”“造像搜頻得，浮圖倦未登。”他由尋訪古碑，延伸到尋訪古字遺跡。一次，他尋訪古碑時，得到了“阿史那元方造像並拾得舊瓦上有隸書‘□宮’二字”，不由發出“拾得離宮瓦，曾攜幾片還”的感歎。抗戰期間，他到西北視察，在甘州西黑水河岸古墳地發現大量中原灶具和遺骸脛骨，同時撿得大吉磚，發現有草隸數字，一時激動不已，詩興大發，揮筆寫道：“沙草迷離黑水邊，何王建國史無傳。中原灶具長人骨，大吉銘文草隸磚。”1926年，他受李大釗派遣，赴蘇聯請馮玉祥回國時，途經西伯利亞和蒙古等地，也沒有忘記尋訪古碑的使命。他在西伯利亞發現了漢代箭鏃，在貝加爾湖北奧利漢島上發現了漢文石刻。在看到尼布楚城成吉思汗記功碑拓本後，他深情地寫道：“遺鐵可知常虜獲，斷碑難得再摩挲。”
“蓋代英雄去不還，高碑猶自在人間。”他對古碑愛不釋手，對好的拓片也是讚不絕口：“傳神賴有張公拓，猶似當年照九嵕。”
於右任一生搜尋古碑石刻，可謂嘔心瀝血，留下無數動人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廣武將軍碑》和《熹平石經》殘石的重見天日。
《廣武將軍碑》全稱《前秦廣武將軍孫□產碑》，為東晉時北朝蔡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碑上字體被人稱為“八分書”，碑額有“立界山石祠”五字，所以又稱《立界山石祠碑》，碑文記述了“□產”的生平和功績，是關中古碑中的稀世珍品。此碑因年久風化，碑主的姓氏難以辨認。清代甘肅籍學者張澍考證後認為，碑主是張蠔之孫，所以又題為《張產碑》。此碑於清代乾隆年間出土，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從人們視野中消失。據《關中金石記》一書記載，此碑藏於陝西宜君縣。清末，金石學家吳大澂任陝西提學使時，曾下令尋訪此碑，結果一無所獲。對此，於右任一直牽掛在心。1917年，於右任受命孫中山回陝西組織力量開展護法運動，以策應北伐，途經宜君縣，曾四下求訪此碑，也一無所獲。
原來《關中金石記》記載有誤，此碑不在宜君縣，而藏於白水縣史官村倉頡廟。澄城縣人雷召卿在倉頡廟中發現此碑，時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參謀的李春堂偶得一拓本，但不知其價值。1920年，時任靖國軍總司令的於右任去高陵防地巡視，受到當地軍政要員宴請。席間談起書法金石，李春堂當即取來拓本請於右任過目。於右任見拓本上有“部大酋大”字樣，大吃一驚。“部大”、“酋大”是北朝前秦官秩，即“部落長”、“酋長”。
他仔細辨認後斷定，此為《廣武將軍碑》拓本。從此，失蹤多年的《廣武將軍碑》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