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網絡創業的模式。
70年代，圍繞信息技術而組織起來的因特網範式主要是在美國建立起來的，而且逐漸地轉向以著名的創新溫床——加州的矽穀——為基地。“居於主導地位的因特網設備公司（例如思科係統[Cisco Systems]）、電腦網絡公司（例如太陽微係統[Sun Microsystems]）、軟件公司（例如甲骨文公司[Oracle]），以及因特網的入門網站（例如雅虎[Yahoo！]），都是在矽穀創立的。此外，大部分引進電子商務的新設因特網公司，以及革命性企業（例如電子海灣拍賣網[Ebay]），也都集中在矽穀。”因特網作為美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產品，與全球經濟與世界地緣政治發生互動，最終沉積為一種生產、傳播、管理與生活的新方式。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政府和軍事機構在40～60年代扮演了早期電子工業的主角，但是，60年代由校園文化發展出來的自由選擇、個人創新，以及企業精神，則與70年代早期研發的技術成果彙合在一起。因特網與相關的電腦中介的連接和擴散過程，在20世紀最後20、30年間，永久性地塑造了這一新媒介的模式，包括網絡的內部機製、使用者文化以及人-機互動的基本形態。
這樣的模式對世界各國因特網的建設、對於與之聯係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程度可從中國的網站、尤其是中國的門戶網站的構成略見一斑。海外留學背景，風險投資支持，瀟灑且“酷”的作風，等等，大致是中國網絡創業者的形象；而如何從公益性網絡向商業性網絡過渡，如何將充滿激情的行為和社會的其他原則相融合，如何使媒體廣告平台、商城、短信、企業因特網等真正成為網絡贏利的模式等，一直都是網絡界人士思考和爭論的問題。
再次，關於因特網的詮釋風格。
關於因特網的詮釋涉及以下諸多方麵：因特網的發展，作用，技術力量，內在機製，以及各種文化層麵上的問題。卡斯特在討論對信息社會的理解時，提出“美國式的詮釋”概念。認為與過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許多探究信息化社會的誕生及轉化的努力，都主要是在美國或西歐經驗的啟發指導下做出的。即便是日本，對於信息社會及其意義的研究，也經常隻是重複美國的詮釋。“而中國人許多關於新信息社會的觀點，大都取自美國的意識形態專家——未來學家。這些人是商業作家，他們的觀點多半是沒有學術研究根據的臆想，以一種新版的文化殖民主義，將美國所發生的經驗推延至世界各地。”這一觀點在相當程度上適合於有關因特網的詮釋。
80年代初，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未來學家通過特定的詮釋風格，使計算機信息革命首次對公眾意識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們的身份除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顧問（也即“商業作家”）以外，還是美國眾院議長、美國陸軍部隊指揮機構的重要谘詢者。
90年代中期以後，伴隨著因特網走向商業和民眾運動的蓬勃展開，美國政府的官員和官方文件、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來自麻省理工、斯坦福和伯克利的一批計算機和通信產業方麵的專家等等，實際上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主導著全世界對於網絡的認識係統與評價係統。
最後，通道與內容的結合意味著新的傳媒帝國的形成。
網絡傳播在世界範圍內的快速發展，不僅使能夠接觸網絡的人群日益增加，而且提出了網絡通道與網絡內容相結合的緊迫要求。90年代末期，世界電信公司巨頭爭先組建全球聯盟，包括英國電信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國斯普林特通信衛星，德意誌電信公司和法蘭西電信公司，等等。就傳統媒體與通訊業的融合來說，先後有美國西屋電氣公司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合並（1995）；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對於第二大有線電視公司TCI的兼並（1998）——這次兼並雖然最終未果，但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前景；世界上最大的因特網服務供應商美國在線和著名的時代-華納媒體公司的並購（2000），等等。
合並後的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本身一路坎坷，引起世人貶褒不一，並再次趨向分離。但事件本身作為一個象征，一個起點，其深刻的文化內涵已經超過了並購本身的成敗與否。這個擁有多種媒體的巨型公司，不僅能夠提供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而且還有各種電信服務和在線服務。它代表的是通道與內容的結合，標誌著新的網絡傳媒帝國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用戶提供各類內容豐富的資訊，從而形成難以逾越的“數字鴻溝”。它不管成功與否，都已經說明了一個事實，或者把一個趨勢向世人昭示出來：全球媒體巨頭有可能與領先的國際因特網聯手打造一個新天地，以超級通道和超級內容的結合，以購並市值幾千多億美元的規模，將影響力波及到全球經濟甚至政治地緣。這種類型的超大媒體的誕生，使有線電視、傳統印刷、影視、音樂和國際因特網渾然成為一體，也極有可能將由數字技術帶來的公平性降到最低的程度。
總而言之，對於媒介在文化衝突中的作用之問題的關注，長期以來是通過“媒介帝國主義”概念的討論得到實現的。“全球媒體新秩序”的形成以及網絡傳播的崛起產生於不同的時代背景，因此使得以往的媒介研究傳統受到了質疑，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要取消問題本身，而是在改變語詞表述的強硬度和直接性的同時，進一步強調對於社會、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受眾來說，媒介的影響方式是複雜的和多變的，世界傳播秩序的平衡與平等問題始終存在。當前，全球媒體秩序發生了大重組和大動蕩，媒介業內部一體化是一個趨勢，另一個更加根本的變革是娛樂信息業與電信業的結合。它們將促使人們對“媒介帝國主義”和“數字鴻溝”的比較之類的問題繼續進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