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2000年，主張對因特網進行最小限度管理的意見仍然在兩個方麵占有上風，一是反對政府立法幹預，二是反對就網絡征稅。美國國會決定暫時對因特網延期征稅，而著名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被用來作為反對網上內容限製的依據。
網絡世界傳播秩序的不平衡表現在網絡用戶的比例上，表現在網絡的通用語言上，也表現在計算機的普及率以及信息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上。當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呼籲、並采取措施以求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狀況時，美國政府依然打出了它所一貫強調的“信息的自由流通的原則”的旗號，主張“各國政府應拆除全球因特網擴展的人為障礙”，在政策上則支持信息盡可能最廣泛地穿越國界的自由流通，包括萬維網頁麵、新聞和其他信息服務。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則被延伸到了數字時代。
三是“文化侵略”的問題。
這裏的文化侵略仍是所謂強勢文化的侵略問題。如何界定“強勢文化”？如何會將強勢文化與美國的大眾傳播媒介聯係在一起的？60、70年代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是從數量上予以論證，論證的主題是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傳媒最為發達的國家，美國媒體覆蓋全球。網絡傳播興起之前，人們談論媒介帝國主義的論題時，常常引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的一句話是：“世界上大約10%的人擁有世界上大約90%的媒介”。
更帶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推論由此產生，即從數量統計出發，揭示美國政府強烈的文化侵略中的主觀意圖和政治策略，而手段則是鮮明的政治宣傳和政府幹預。基本思想是：這樣一個想稱霸世界的國家，必定是將文化擴張作為其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對應物、補充物、促進物和交融物。而憑借覆蓋全球的綜合信息傳播體係竭力推行文化擴張與滲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再進一步的做法是從數量比較過渡到對於無形滲透問題的揭示。即：借助於向別國輸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產品，美國媒介有意無意地表現它們關於地位、價值觀念、個人品行、性角色、年輕人和種族的獨特論題，所以令人擔心的不僅僅是每千人中電視機的擁有量、媒介內容的比率、輸出與輸入差異等方麵的數量測度，還在於其背後的潛移默化的思想控製和某種強求統一的精神壓力。
網絡傳播的大擴散再次使強勢文化的問題突出起來。討論的方法和角度與上麵幾個方麵有類似之處，甚至與當年“媒介帝國主義”問題的發展脈絡相似，網絡時代的討論也是先經曆普遍的主權擔憂，製度批判，關於網絡傳播內容的文本分析和輸入國家的特殊研究則滯後一步。並非所有比較早的研究都會同時反映數量比較、文化探討和政治策略等方麵的內容，而是各有所側重，相對來說，過去幾年多為數量比較，其他分析還限於較小範圍。
盡管網絡傳播興起的時代與20世紀60、70年代“媒介帝國主義”討論的背景大相徑庭，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色彩不像那樣濃烈，但意識形態形式本身的變化，網絡傳播獨特的研製與擴散過程，加上以往思維方式的慣性作用，使得總結和探究網絡傳播直接的、明顯的政治意圖仍然是一個研究方向；而且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原屬於東方陣營的國家更加警惕這方麵的威脅。
2.網絡時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在某種程度上，網絡融入全球媒體格局的事實重新引起人們對“媒介帝國主義”問題的思考和關注。這一次的爭論往往以“數字鴻溝”、“信息殖民主義”等概念為論述中心。它們相對於以往的“媒介帝國主義”的提法，有了字麵上的差異，有了思維方式的改變，也體現著以計算機和通信領域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所帶來的衝擊和動蕩。
從70年代開始，與信息的內涵、分類、構成和在國民生產中的地位等方麵的逐步變化有關，國家、民族的文化依賴和文化滲透問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在文化信息（電影、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等）之外，又分出金融、保險、財會類信息和知識類信息。僅就知識類信息而言，就包括專門技能和展示技巧、組織經驗、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1973年，美國這一類信息的“出口所占的份額差不多是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十倍”，其中每一個技術生產係統都附帶著更加持久的文化意義。
在全球媒體的競爭中，美國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特殊。“在全球媒體係統發生的迅速變化是基於‘新聞新秩序’的市場自由原則，即加強了市場規則。例如在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越來越強調商業演說不受政府幹預。即使是限製性的管理標準和實施反托拉斯法以防止過去曾存在的媒體集中也被削弱到毫不相關的地步。”一方麵是作為著名的創新基地的矽穀公司的電腦工作室，另一方麵是諸如好萊塢那樣的影像生產基地，因特網的出現和普及，在這兩者之間搭建了技術與企業的連接鏈條。正是美國的經驗向全世界昭示：商業原則能夠發揮集中的、上下一致的作用，它一旦牢固地確立起來，其他力量就很難對它發起挑戰；商業化的全球性發展將消費主義理念傳播開去，成熟的商業網有著驚人的自我保護能力，而“全球媒體新秩序”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徹底的商業化。
語言形式，網絡的通道和使用人口等，是“數字鴻溝”的顯見因素，也是得到關注較多的方麵，人們在討論所謂“新帝國主義”現象時經常以之為根據。此外，“數字鴻溝”中潛藏著更深層次的問題，值得從文化角度做出探討，並成為進一步理解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不平衡、信息殖民主義現象的基礎。
首先，與率先使用權相伴隨的內容領先。
美國是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源地和最先進的國家，是網絡傳播的率先使用者，也是傳播媒體與網絡交互融合的先導。從時間上看，率先使用的優勢90年代中期以後趨於淡化，也就是不那麼絕對了，甚至出現了有的國家的使用人口超過或接近美國的現象，像北歐的冰島、瑞典與芬蘭，亞洲的新加坡等等。但是，自發展的源頭開始，因特網之不同於電視等其他電子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產者和使用者的相對同一，以及網絡技術研製過程和網絡內容提供過程的相對一致。世界各國抵達因特網的時間有差距，躍上一個平台以後，有了相對平等的起點，網絡技術的獨特性又使得人們容易對這樣的平等持有樂觀的態度。問題在於：處於平台上的人們麵對的是已準備好了的網絡內容，其範圍涵蓋了人類溝通的整個領域，從政治、學術、宗教到日常生活，形式上則借助數字傳播的優勢將聲音、圖畫、文本、視頻等統統囊括其中，從而在擴大傳播信息種類的同時，也提高了傳播的速度和傳播內容的質量——清晰度、無噪音等。在這個意義上，與率先使用權相伴隨的內容領先並非無足輕重，它構成了網絡社會的“刻板成見”，必將深刻地影響未來世界的溝通方式和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