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以後，中國的排位又向前移了不少，“十年前，中國的互聯網剛剛起步，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互聯網已經發展到八千萬網民、35餘萬CN域名、60萬網站的規模，CN域名的日解析量超過3億次。‘現在，國家域名、中國互聯網已經進入黃金時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互聯網用戶第二大國。’”
在現有的基礎上，還可進一步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2006—2007年之間，中國便有望成為全球第一大互聯網國家”。其根據是與幾方麵因素連在一起的，除了比較低的個人電腦擁有量之外，中國在移動電話數量、有線電視用戶數量和網民數量等方麵均居於領先地位。當然，與這樣的預測相連還有關於進一步發展中國因特網的種種擔憂。
世界格局和中國地位的變化，並非意味著中國已經穩穩地占據了世界主要力量之一的位置上；國外通信巨頭和媒體巨頭的兵臨城下，也並非意味著中國媒體隻有被動適應這一條道路。70年代關於信息和傳播秩序爭論的直接技術推動力是地球同步衛星，它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利用先進的媒體、跳出困境的希望，也同時較早地將正在興起的世界媒體網絡之控製全球通訊的威脅呈現出來。90年代以後的全球媒體新秩序浪潮的直接推動力是全方位的信息革命，涉及計算機、媒體和通信、因特網等產業，它把上述兩個“悖論”發揮到迄今為止的極致。
在目前階段上，立於曆史比較的角度，根據對網絡的接納、融入和矛盾，或與網絡產生這樣那樣關聯的當代全球媒體新秩序、新格局的特征，側重於文化意義總結對中國傳媒業的啟示，應該是有必要的。
第一，當代全球媒體新秩序浪潮的明顯表現方式是變化、有時甚至是混亂。其中尤以通信業的變化為主，這個領域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在廣度和深度上遠遠超出了其他的領域，並在相當程度上製約著其他領域的變化。因此，發達國家對外開放電信市場、對內打破壟斷格局的做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我們都具有借鑒性，而且新的數字與衛星技術的發展也無法再容得各國傳統的電信業繼續維持壟斷狀態。所以，媒體自身的改革發展與電信業管製的改革發展的背景緊密相連，在很長時期內，電話公司和有線電視公司、通信公司和媒體公司、製作業和傳播業之間的競爭和聚合的關係，將是發展中國傳媒產業所必須麵對和解決的課題。
因特網的發展與傳統電信市場有著特別緊密的關係，因此有關它們的管製方法帶有連動效應。美國政府的基本管理政策是，“將采取逐步放鬆對傳統電信市場的管製，以適應因特網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增強對因特網的管製以適應傳統的電信業。”除此之外，有些國家的管製是“將因特網納入傳統電信的框架，沿用傳統電信的管製體製與政策對因特網進行管製。”進而言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對因特網的管製主要集中在利用電信基礎設施的有關問題上，而對與新媒體的“信息傳播”有關的問題，諸如版權、隱私、信息內容與安全等，則在其管轄之外。這樣的政策一方麵適應了因特網的技術上的開放性質，因此促進了網絡的發展，另一方麵也因為美國電信業和因特網發展在全球中的特殊地位，而為一係列社會問題的產生打開了方便之門，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做深刻的思考。
第二，需要接受70年代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之爭的經驗教訓。一方麵繼續爭取全球媒體秩序和格局的評判權、發言權和參與權，另一方麵從根本上將之視為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態，也就是通過發展經濟、提高綜合國力來最終贏得信息傳播秩序中的位置和主動權。我們要記住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即當1985年美、英兩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後，“受到懲罰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新領導迅速地從世界新聞和通訊（傳播）新秩序的爭論和辯論中撤出，把與媒體有關的事僅局限於建立基礎設施和培訓記者的範圍內。”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策則朝著全球市場經濟又邁進了一步。這從一個側麵說明，發展中國家需要國際組織的支持，需要借助國際論壇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應該使這樣的論壇越來越合理，越來越公正，但是歸根結底，變革與發展的最主要力量來自發展中國家內部，來自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技術、文化和媒介業的全麵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