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點鍾，那位可疑的年輕人果然應約而來。這是一個瀟灑漂亮的青年，進屋後，見隻有賀耀祖一人，立即將門關上，突然朝地下一跪，連連叩頭道：“恩人，您還記得在上海救過的小扒手嗎？那個張阿福就是現在的我嗬！”賀耀祖將他扶起，仔細端詳了半天，不禁笑道：“想不到，13年後又在這裏會見了你！我道是誰有這麼大膽子敢在陪都作案，原來是你幹的嗬！”張阿福再度跪下說：“我如知道您在這裏當市長，絕對不會下手。今天特來請罪。”賀耀祖嚴肅地問：“過去我勸過你，為什麼至今未改？”張阿福起身歎道：“我本來決心自食其力，誰知擦皮鞋也同樣受排擠，好的地方，別人不讓擺；冷清的地方又無人問津。不到一個月，我身上的錢就花光了，後來經不起誘惑，又重操舊業。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已經混成了扒手王，身邊還有徒弟，我除了盡情揮霍外，有時也接濟窮人，但天天花天酒地，又覺得沒意思。”賀耀祖一字一句地勸道：“再不懸崖勒馬，危險！”“再這樣下去，不獨害人，而且害己，害國家。我找你來，願從我的積蓄中拿出一筆錢來送你，希望你改行做點正當生意，你能體諒我的這番心意嗎？”張阿福垂頭答道：“恩人的錢，我決不能收。我身邊已有了許多錢。從明天起，我保證離開重慶，去做正當生意。您看著吧！”說完，又叩了個頭，走了。
此後，猖狂一時的扒竊風，果然平息了。
馮玉祥開辦窮人飯店
1943年，馮玉祥將軍居住在重慶市陳家橋。他發現到這一帶街上的餐館雖不少，但多是檔次高，價格貴的大飯店，而過往行人又大都是些肩挑負販的貧苦下力人，根本無高消費的經濟能力、隻能枵腹趕路。於是馮將軍急百姓之急，自掏腰包拿出一筆資金，讓他的部下在路口蓋了兩間草房，擺上幾張白木桌凳，開了個專為勞動貧民服務的“窮人飯店”。在“窮人飯店”的橫匾下，還寫了一副對聯：
你要儉省，我也要儉省，咱們都要儉省；你是窮人，我也是窮人，咱們都是窮人。
店子以賣大眾菜為主，一般是豆腐、青菜、蘿卜、南瓜等，分量多，經濟實惠，五分錢堆尖一盤。
間或也備有葷菜，也隻是少許肉片燉粉條大鍋燴，八分錢舀一大勺，此外大米飯“帽兒頭”隻售兩分錢一碗。因此群眾極感滿意，光顧者絡繹不絕。
“窮人飯店”的名氣大了，漸漸也傳入了一些“黨國要人”的耳中。有一天，一位國民黨中央委員慕名來店中參觀，對馮玉祥說：“飯店的衛生和經營管理都不錯。隻是飯菜的質量差，營養不夠，而且客人的品類太雜，恐怕不適合體麵人士。”馮玉祥慨然答道：“您說對了，中國的窮人多，飯店就是為他們大多數人開的，所以叫‘窮人飯店’。對於當今位居高官的大人先生們來說，自然是不屑一顧。現在正是國難當頭，前方將士流血犧牲，大後方到處都是離鄉背井的難民，有良心的中國人，誰還忍心大吃大喝，所以還是該多辦些窮人飯店、少辦些隻有闊人老爺才能進去的高級飯店才是。”
“圈閱”的由來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離開了延安，與陝北、山西之敵周旋，並指揮著全國各戰場的戰事，那是葉子龍（毛澤東秘書）他們收發電文最頻繁忙碌的時期。
1948年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擬訂了《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隨即讓新華社電台拍發全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認真討論，並將意見迅速彙報中央。此後，毛澤東就等候關注著各地的反映。
3月裏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問起東北方麵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來了沒有。擔任秘書的胡喬木告訴他說早就來了。毛澤東追問道：“來了為什麼不及時送給我看？”葉子龍說：
“大概還沒有來吧。”可胡喬木說他清楚地記得電文已經來了。
葉子龍連忙去找，結果從文件堆裏翻了出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後，就在頭一頁上畫個勾，所以葉子龍說：“這份電文您已經看過了。”毛澤東說：“我根本就沒看過！”由於上麵隻有勾勾，從勾勾上的確看不出究竟是誰畫的，所以到底誰看過，誰沒看過，誰也分辯不清”。
這時，胡喬木說畫勾這種方法有缺陷，許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誰看了誰沒看，就分不清楚了，沒記準誰看了誰沒看，責任不全在葉子龍。毛澤東聽了胡喬木的解釋，覺得有道理，就沒再深究。
為了改變這種誰看了誰沒看搞不清的狀況，葉子龍想出了個辦法，從此他在送傳電報文件前，先在電報文件上署好各位領導的名字，哪位領導看過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一個圈。這樣一來，誰看了誰沒看一目了然。領導人傳閱電報文件在署名上畫圈的製度，就這樣形成了，並一直沿用到今天。
毛澤東的特殊情趣
毛澤東一代偉人的特殊身分，使得一些初次與他接觸的人，自己先緊張起來，甚至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毛澤東有個好辦法，就是通報姓名後，以對方姓名為引子，打破彼此間的僵局，使對方很快進入輕鬆、親切的氛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