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使新舊書籍並排陳列的時候，在感覺上顯出劃一的美，看起來叫人感到心情舒暢。
長期以來，裝幀書籍的愛好，成為我個人的一種生活趣味，也是我在繁忙生活中調劑緊張情緒的一種方法。偶然閑下來的時候，看看由自己的手加以裝飾過的每一本書，想想這麼樣形狀的書，世界上僅有這一本，這種樂趣是隻有自己才能體會到的。
正如有些愛書的人不願意借出自己的書一樣，我也有這麼樣一種脾氣。這並不是吝嗇，而是為了愛惜，尤其是由於我在書的本身上麵付出了精神上的代價。而憑了一般的經驗，借出了的書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是一去不回的。這並不是借書人的貪婪，而多半是由於他們對於書的觀念淡漠，因而缺乏了責任心。
不過不願意借出自己的書也不是絕對的態度，有時也得看情形而定奪。一個人如果連一本書也不肯借出，情理上說不過去，更談不上什麼人與人的關係。而我便是在這樣半軟半硬的心腸中，無可避免地遭受損失了。
在我的那些一去不回的書中，有幾本是我念念不忘的。它們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作品，甚至在別人看來全不足道，可是在我卻有著值得珍惜的意義。其中一本是成紹宗譯的《漫郎攝寶戈》，出自17世紀法國一個僧人作家手筆的古典名著。讀過小仲馬的《茶花女》的人，都會記得小說開頭時敘述在茶花女死後拍賣的遺物中，有一本阿芒題詞送給茶花女的書，便是這木《漫郎攝寶戈》。成紹宗的譯作是這本書的第一個語體文譯本。這個譯本的裝幀設計很漂亮：黑色書皮，封麵印上金色圖案字的題名，簡潔高雅，富有古典味；書是毛邊裝。葉靈鳳初到香港時，我和他在九龍城宋皇台畔同住了一個月，在這期間，他寫信向上海光華書局要了一批文學書籍寄來送給我，其中一本是《漫郎攝寶戈》。經過一場太平洋戰爭的變亂，那一批書還能保存下來的隻有這一本。後來不知道是誰人借（其實是拿）了去，不明不白的失了蹤。
書失落了，是由於不知道借書的人，固然是沒法可想，相反的情形，自己的書分明知道是誰借去，到頭來一樣是失落，更是無可奈何的“憾事”。
若幹年前，一位要好的朋友到日本去念書，把一套鄭振鐸編著的《文學大綱》送給我留念。這是廿四開四厚冊的初版本，褐色的厚紙作封麵，重磅的粉紙書頁，用四號鉛字印刷，每冊都附有彩色或木刻線條畫的插圖。是相當豪華的版本。這套書對於我不但是難得的禮物，更主要的是連帶的一份珍貴的友情。
我保存著它，而且決心不讓它離開我。可是有一次，一位陌生的出版人到我的住處來訪我，同我商量有關出版的事情。同來的有他書店裏一位編輯。這編輯發見我書架上的《文學大綱》，高興地向我表示，他正要編著一種供中學生閱讀的文學問題的書。問我可否借《文學大綱》作為參考一用。我在沒有理由拒絕的情勢下，隻好讓他把這套書拿去。他許諾用畢便可送回。但是我一等十年，始終沒有消息。到了我知道那家書店人事有了變動，我這才知道我的書的命運已經定了。
離開了我又自動回到我手上的書，隻有一本，那是伍光建譯的精裝木《拿破侖日記》。為這一本“奇跡”，我曾經在歸來了的《拿破侖日記》的襯頁上寫了如下的幾行誌語：
這本書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已經失蹤，我也不知道是誰借去了。戰後十年，一次在宴會上同平可兄見麵時，他告訴我，他手上保存著我這本書。我這才知道他的下落。事隔一年，他把這本書托人送回我。雖然書的麵目有了些殘舊，但是經過一場大戰，一本舊書還能夠存在，而且回到我手中，無論對於書的本身或是對於這件奇跡一般的事情，都是值得珍惜的。
什麼時候再有這樣的奇跡呢？
1978年6月
苦樂談書
我不是愛書狂，也說不上是愛書家；因為我還缺乏這方麵的好些條件。但是對於書有著特殊的偏愛，卻是不可否認的事。這也隻是一個文人起碼的一種趣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