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利特將早期的性革命分為兩個階段：1830～1930年是性革命的第一階段；1930～1960年是性革命的反革命階段。她認為，“對於男女兩性來說，19世紀的最後30年和20世紀的頭30年都是性自由極大增長的時代。特別是對於婦女來說，這意味著她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性自由”。米利特認為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是挑戰男權製結構，並為性革命可能會在氣質、角色、地位等方麵帶來的重大變革提供最初的動力。第一階段的性革命攻擊了男權製在政治、經濟和法律等上層建築領域中最明顯的弊病；在立法、人權、教育等領域實現了顯著的變革；通過爭取單一道德標準的鬥爭而取得了很大的性自由和公正，特別是婦女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性自由。而她之所以把第二階段稱之為反革命階段是因為這30年中性領域中沒有任何革命性的社會變革，在此階段男權製的生活方式做出某些改變之後繼續存在。在她看來，這個時期的性自由隻不過是前一階段性自由的繼續和擴大。這一時期婦女性自由雖然也得到了增長，但主要原因是避孕工具的生產技術有了改進，以及避孕工具的普遍使用，而不是因為重大的社會變革。
①［美］凱特·米利特：《性政治》，第8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凱特·米利特：《性政治》，第8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雖然性革命、性革命運動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世紀，但是性革命成為真正的浪潮卻是在20世紀60年代。“1965至1975這10年已被廣泛地認為是一個在性的觀念和行為上發生迅猛變革的時期。”①這一新階段的開始起因比較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社會巨變影響了社會和家庭的性觀念，民權運動也為動搖傳統的價值觀念做出了貢獻。發達國家在這一時期進入了經濟的富裕階段，人們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後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標準，對性需要的滿足得到了默認。女性從家庭中走了出來進入就業崗位，擺在婦女麵前的工作機會和報酬方麵的不平等愈發明顯，使女權運動得以發起反抗性別角色的革命。青年一代反主流文化的出現，使很多青年人拒絕接受主流的性觀念和規範。科技的迅猛發展，避孕工具的廣泛應用，使性與生育相互分離存在了可能性，青黴素的普及使傳統性病如淋病、梅毒等可以得到治療，人類性方麵的客觀束縛減少了，人們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有關性行為的社會規範。
這場性革命運動首先影響了婦女。婦女的婚內和婚外性行為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女性在性方麵更直率，更有興趣，並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滿足。在性與婚姻關係上，青年人對婚前性行為持明確肯定的態度，但在他們之中占主導地位的準則是以感情為基礎的性，而不是無條件的放縱。另一方麵，少年的性行為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此外，同性戀的解放運動也隨著他們的群體意識的增長在這一時期爆發了，這場運動開始於1965年6月29日美國紐約市同性戀酒吧的一場騷亂。10年後，美國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組織最好的同性戀團體，但是這一行為還是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這一時期的性革命運動與以前相比，最重要的差別不是在性行為方麵，而是在公共場合中性表達的公開程度上。過去認為在公開場合談論性是不合適的，而在這一時期整個工商業都在為公眾提供色情商品和①李銀河主編：《西方性學名著提要》，第110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服務，性成為了娛樂界和商業界的一個主要運行手段。在各種針對性的變革中，各國共同出現的是立法的變革，荷蘭、德國、瑞典和丹麥等國解除了控製同性戀、流產和色情產品的法律，各國都開始從道德主義立法向較自由的立法轉變。可以看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性領域發生了決定性的、實質性的變化，使許多受性壓迫和性剝削的人獲得了寶貴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