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後，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將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大量性觀念引向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對封建禮教迫害婦女的行為進行了批判和控訴，中國性規範開始由性禁錮轉向性自主。但是“文革”時期的極度禁欲主義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氣氛。改革開放以來，政治思想的解放迎來了西方的“性解放”思潮，性規範在其不斷的衝刷下出現了越來越寬鬆的趨勢。
通過回顧西方和中國性規範擺動的曆史，可以得出，人類性規範的擺動軌跡就像一條正弦曲線，是以寬---嚴---寬的方式交替出現、此消彼長的曆史的社會的發展曆程。在兩種方式的性規範的交錯發展過程中，每一時段的性規範所導致的危機都會在人類社會引發去改善它的意願，從而出現一種反方向的性規範。這是人的活躍的性本能和社會必須的性規範相互作用的結果。限製是性規範的主要內容，不限製，生活秩序就會失去控製。如果這種控製過頭，演變為對人的性愛本性的過分壓抑，就會遭到人們或明或暗的反抗，不利於社會和個人的發展。曆史證明，過寬或過嚴的性規範都不適合人類文明的發展，寬嚴適中的性規範才是曆史的選擇。
三、性價值與性規範的協同作用
性價值與性規範是同一時空的產物，特定社會的性價值觀（性價值以觀念的形式出現）與性規範都是與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習俗相適應的。性價值觀包含著對性活動是非、善惡、好壞的價值評判，它為性規範的形成提供了價值標準。性規範是人們約定俗成、逐漸形成的有關性行為和性關係的社會準則。它是人類為了調整人們的性行為和性關係而建立或自然形成的，是性價值觀的具體化。比如人們遵行性道德規範往往基於對性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自覺行為。性規範的含義、位序及有效程度都與性價值觀密切相關。有什麼樣的性價值，就有什麼樣的性規範。
性價值觀是性行為的內在依據，性價值觀隱含於性規範係統中，是決定性規範的本質性因素。性規範的有效執行需要外部約束和內在約束，即使是外在控製力很強的性法律規範，也需要通過教育等社會化途徑內化為人們的性價值觀，方能起到調節約束人的性行為的應有作用。如果沒有對內在性價值觀認同的遵守，而隻是迫於外部壓力，將增加性控製的社會成本；得到內在性價值觀認同的規範出於人們的自覺認識，更容易被執行，社會輿論也會形成生活圈的壓力。因此，在對性進行社會控製的問題上，性價值觀與性規範協同作用，共同協調著人類的性行為和性關係。體現在性教育上，一方麵要注重性規範的傳授，另一方麵更要注重性價值觀的係統教育。
製度、權力與性
一、製度與性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古人雲：“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國泰民安，安居樂業，曆來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社會要穩定，固然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活等諸多方麵因素密切相關，與性文明也有重大關係。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生育製度》中所指出的：“性可以擾亂社會結構，破壞社會身份，解散社會團體。”①性不僅能發揮積極的正效應，也能起到消極的負效應。性文明可以促使社會的穩定發展，長治久安；而性愚昧、性禁錮、性混亂、性疾病則能導致個人毀滅、家庭解體、社會動亂。性放縱還能破壞社會結構，削弱國家力量，並使社會解體，羅馬帝國的消亡就是例子。因此，維護社會穩定，必然要增進性的正效應，約束性的負效應，這需要一定的社會製度進行調節與控製。
性製度是一種社會製度，它特指通過長期的社會互動，人們為調整特定的性活動領域中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而基於一定的性價值觀所創設和形成並為此特定領域中大多數人所共同遵循的一整套持續而穩定的規範體係。性製度的基本成分是性規範體係，以及與之相關的性價值觀、維護製度的權威（比如族長的權威、主教的權威）、性製度的實際承載體係（比如教會、祠堂）等。性製度是社會穩定的必要前提，其目標是要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共同遵守性活動領域的秩序。性製度包括兩大類：一類是以性為內容的社會製度，比如婚姻製度、家庭製度、親屬製度和生育製度，這些是主要的性製度；另一類是以性為對象的社會製度，比如與“性”有關的宗教製度、文化製度、道德製度、教育製度、法律製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