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小組”頒布的《指導準則》適用於各種形式的兒童廣告。“準則”列出了引誘兒童消費的廣告的6條基本特征，規定了廣告工作者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如“務必考慮觀眾的知識、理解和成熟的程度”，他們“有特殊責任保護兒童免受他們自己的感情的影響”，他們還應該注意“不要不公正地利用兒童的想象力”等等。此外，“準則”對一些專門問題還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如怎樣介紹產品、節目和編輯個性的認同、推銷方式，如何保證安全等等。
《指導準則》中有一些條款與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法規”相同，還有一些條款則超出了其要求。例如，“準則”規定廣告不得引導兒童要父母或其他人購買產品，FCC政策規定中則沒有這一條。“準則”另有條款對欺騙和不正當的廣告行為作了具體限定，這些措施聯邦貿易委員會“法規”中也均未提及。《指導準則》經常修訂以適應形勢變化。隨著1983年NAB《電視條例》退出曆史舞台，“審查小組”的《指導準則》成了唯一保存的全行業指導兒童廣告的自律條例。
兒童廣告審查小組投入大量精力作調查研究和監督工作，同時還接受外界舉報。據統計表明，大約有14％的舉報來自外界。該組織的調查包括內情審查、產品檢驗，或與外麵的專家磋商。調查之後，“審查小組”一般采取三種解決辦法：第一，它可能發現廣告是可以接受的，於是撤銷案子；第二，它可能發現廣告不可接受，從而要求廣告商停播或修改廣告；第三，它可能發現廣告值得懷疑，從而要求其拿出證明材料來。一般說來，“審查小組”撤銷案子的占7％，要求停播和修改的占71％，要求拿出證明材料的占22％。
同其他自律組織一樣，兒童廣告審查小組沒有法令或強製執行的權力，遵守準則純粹出於自願。但是，廣告商如果不配合，“審查小組”便會把案子提交給具有強製約束力的機關，像聯邦貿委會或通訊委員會。同時，“國家廣告處”經常發布案例摘要，典型案例則由報界發表，公之於眾。這樣，兒童廣告審查小組實際上借助了社會輿論來實施“軟”製裁，從而加強了自律準則的效力。
一項研究發現，違規案例的多寡似乎隨著外界對兒童廣告的壓力而波動。例如，1978-1979年間是美國媒體自律效果最佳的時期，也正是媒體產業受到FTC對兒童廣告商務約束的威脅較強的時期。當時，隨著威脅的增強，違規案例極大地減少（阿姆斯壯，1998年）。這說明自律與外在威脅確實存在著密切關係。另一項調查顯示，當時96％的兒童廣告遵守了《指導準則》，隻有約占3.7％的被調查者在一個方麵或多方麵違反了“準則”。違規行為涉及所有頻道，有線電視網比獨立電視台多，而獨立台又比主要廣播電視網的附屬台違規更多。麵對嚴厲的約束，兒童廣告審查小組的確對改進兒童廣告作出了顯著貢獻。
三、兒童網上隱私權保護
隨著網絡的普及，隱私權保護成為網絡最突出的問題。網絡隱私侵權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進入、誘導、搜集、分析、轉讓和儲藏消費者信息。其中，網上搜集兒童信息的問題尤其嚴重。在網絡出現以前，傳統媒體並不涉及兒童隱私權問題，因為傳統媒體無法與兒童進行個別化的直接的接觸。但是，網絡的交互性解決了這一難題，使商家與兒童之間容易進行直接對話、個體交流，網站侵犯兒童隱私權成了普遍的現象，這引起了家長和兒童保護組織以及政府的注意和不安。
有關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在網絡出現之前早已有之，如1974年頒布的《隱私法》、1988年頒布的《計算機相關隱私保護法》
以及1986年的《電子傳播隱私法》等，然而，對於已收集的個人信息的應用和發布、信息搜集前的揭示等內容，這些法律則未涵括在內，因此這些法律並不契合信息高速公路上的隱私權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