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於開拓，貢獻突出
朱理治是一個有開拓精神的幹部。他從事過黨的秘密工作和宣傳、組織、統戰工作，也做過軍隊的政治工作、後勤工作；主持過一個地區的全麵工作，也做過金融、外交、物資、交通、計劃等方麵的工作。無論黨派他做什麼工作，也無論職務高低，他都能很快抓住關鍵，打開局麵，做出了不少特殊的貢獻。
（1）擔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為貫徹黨的團結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方針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中央到達陝北後，朱理治擔任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書記和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他認真學習領會瓦窯堡會議精神，堅決貫徹中央關於爭取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方針。次年，他擔任以周恩來同誌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8月上旬，奉命和葉劍英、彭雪楓前往西安，遵照周恩來指示做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
朱理治一到西安，就迅速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係，傳達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和逼蔣抗日的指示精神，部署開展工作。他還積極推動各界人士成立救亡團體，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西安事變爆發後，他協助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為廣泛深入地宣傳、貫徹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做了大量工作。
（2）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為發動和開展中原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做出了貢獻。1937年，中央決定重建河南省委，並指定朱理治任省委書記。朱理治先後到洛陽、開封傳達中央精神，組建新的省委，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迅速打開了河南抗日鬥爭的新局麵。他還按照中央要求，領導了湖北、安徽、江蘇、山東部分地區黨組織的恢複、整頓工作。同時，大力開展統戰工作，推動了團結抗日局麵的形成和發展。他和省委同誌一起，大力發展黨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建立和擴大抗日遊擊區和根據地；和彭雪楓等突破國民黨頑固派的限製，領導河南黨組織發展了新四軍的隊伍。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其間，被任命為以劉少奇同誌為書記的中原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以及新組建的豫南省委（也稱豫鄂邊區黨委）書記。他協助劉少奇工作，並在劉少奇不在的情況下代理中原局書記。1940年初，豫鄂挺進縱隊正式組建，李先念任司令員，朱理治任政治委員和黨委書記，並兼任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豫鄂挺進縱隊是抗戰初期在豫鄂邊區敵後建立的最大的一支武裝力量，中央書記處致電稱讚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
（3）擔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為發展黨領導下的金融事業進行了探索。1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實行更加嚴密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為了克服困難，黨中央決定開展大生產運動，並決定邊區銀行獨立自主發行貨幣。朱理治被任命為邊區銀行行長。他臨危受命，辛勤工作，采取多種措施，推動銀行存放款和彙兌業務的全麵開展。他改革和擴充總行內部機構，建立健全分支機構，使邊區銀行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網絡。他領導製定20多個章程、辦法、條例、法令，使邊區銀行逐步健全了規章製度。
朱理治擔任銀行行長後，很快總結邊區金融工作的經驗，撰寫了近20篇文章、報告、文件，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政策主張。毛澤東同誌對朱理治關於金融問題的主張十分讚賞。1941年8月，他看過朱理治《關於邊區經濟與金融貿易的報告》後，認為很有些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