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
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這次會議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批判了“兩個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作出了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定。這是我們黨曆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現在30年過去了，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30年裏，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富裕，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大國發展史上的奇跡。總結30年的曆史巨變，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企業改革創造了輝煌的篇章。回顧企業改革走過的這段極不平凡的道路，在鄧小平、李先念和彭真同誌親自領導下進行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和製定《企業法》，是我永遠難忘的經曆。這是企業改革起步階段最艱難的改革，需要衝破重重阻力，打破層層枷鎖。它為整個30年企業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的工作中心實現轉移，小平、先念和彭真同誌對企業改革特別關心。小平同誌親自提出和推動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和製定《企業法》，並在1975年、1980年兩次談話要求我們“一定要搞好企業管理”。先念同誌和彭真同誌親自領導了擴大企業自主權和製定《企業法》。
一、擴大企業自主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偉大實踐。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企業改革是先行的
對企業實行擴權，從深層次講，就是要突破計劃經濟體製的限製。1979年初，先念同誌聽了我們訪日彙報後不久就找我，提出要國家經委研究一下擴大企業自主權問題。
粉碎“四人幫”後，根據先念同誌的指示，我曾多次率中國經濟代表團考察英國、法國、日本、美國、聯邦德國、瑞士、奧地利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和北京、上海、天津、遼寧等地負責經濟工作的同誌都先後一起參加了考察。這是“文革”結束後，我國較早派出的高規格經濟代表團，我們抱著極大的興趣，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管理體製，重要行業、企業以及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等方麵，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和了解。通過這番考察，我們打開了眼界，開闊了思路，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有益處。
1978年10月至12月初我率團去日本訪問。大家在一起討論最多的、最關心的問題是：日本企業為什麼發展得這樣快？我們的企業為什麼這樣落後？都深感必須進行改革，要給企業更多自主權。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和吳家駿都認為必須從理論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貫徹有計劃按比例原則離不開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商品交換。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生產。
從日本回來，正趕上即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立即向國務院彙報考察情況。華國鋒主持聽彙報，先念等國務院領導參加。先念仔細聽了彙報後說：看來經濟要搞好，首先是企業要搞好，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在彙報中，我還特別講到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我們差不多，後來兩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他們的生產技術和管理很先進，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與他們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落後，管理更落後，因此，我們在引進先進技術裝備的同時，必須注意同時引進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彙報時我們提出了企業要改革，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在當時提出這些看法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人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在提出發展商品經濟問題時，我們的思想上還有兩個界限：一是勞動力不能成為商品，二是貨幣不能成為資本。彙報後我們向國務院提交了《日本工業企業管理考察報告》。在這份考察報告中，我們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概括起來有六個方麵：一是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二是要重視開發國內市場；三是計劃經濟要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四是要鼓勵競爭；五是要以改革推動管理；六是要加強立法和經濟調節手段。國務院領導同誌對我們的建議十分關注，高度重視，立即將報告印發下去。
根據先念同誌的指示，我讓經委研究室起草擴權條例。當時擴權的阻力主要來自三方麵：一是財政部門。我們想通過擴權使企業有點自主權。什麼叫自主權？最重要的是“自主錢”。可財政部門改革滯後，對企業重重枷鎖，企業負擔太重。二是政企不分。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部門對企業幹預太多，特別是行政幹預太多。企業擴權就是想減少一點行政幹預，可主管部門習慣勢力根深蒂固，熱衷於行政幹預。三是長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企業內部形成的“等、靠、要”思想非常嚴重。就像在托兒所待慣了，你讓他出托兒所他還不習慣。
為了起草擴權條例，國家經委研究室的同誌到各地進行了詳細的調研。先是在北京召開一些部門和企業座談，聽取意見；然後到東北地區調查研究，深入到鞍鋼、大慶等大型、特大型企業，聽取意見和建議；最後又到上海、蘇州等地聽取地方中小型企業的要求和建議。經過調研起草了擴權十條建議。經委黨組認真討論後，把擴權十條建議提交到中央工作會議。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進一步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時期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會前，小平同誌在3月30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會上先念同誌發表了《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重要講話，對我國經濟管理體製改革說得很透徹。所以擴權十條建議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很快得到了認可，原則通過。
擴權十條建議是對舊管理體製的強烈衝擊。在舊體製下，企業進入死胡同。例如首鋼搞高爐易地改造，財政部堅決反對，不許易地。冶金企業搞設備大修，財政部門規定大修不許變樣。為這樣的事我們經常與財政部門爭論。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體製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發展，所以必須改革。改革自然要突破這些不合理的條條框框。擴權十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擴權十條在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之後，題目就出給了財政部。放權讓利給企業，主要是財政問題。當時，對企業放權讓利到什麼程度，財政部和我們的意見很不一致。由於擴權是先念同誌的指示，財政部不得不照辦。先念同誌建國後長期擔任財政部部長，一直抓財貿，他了解財政體製存在的弊端所以支持我們。我們和財政部反複爭論，最後達成一個妥協的結果，就是搞了五個擴權文件。這五個文件就是：《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征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率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為了盡快啟動擴權工作，在起草五個文件時，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財政部的意見，所以這五個文件名義叫擴權讓利文件，實際上擴權有限，讓利也有限。現在回過頭仔細看這五個文件，不難看出，財政部控製得很緊，當然他們也確有困難，實在不願意放權。
1979年7月9日，全國工交工作會議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討論如何落實這五個文件。當時在第一線工作的同誌，對擴權的要求更為強烈，所以討論十分熱烈。他們看了這五個文件，很不滿意，認為限製太多。為使這個文件能夠為各部門、各地區，特別是企業的同誌接受，財政部部長吳波專門帶人來到成都參加會議，聽取意見。
就在這次會上，來自企業和四川的負責同誌與財政部的同誌爭論得非常激烈。我記得田紀雲的發言很有力量，因為當時他是四川財政廳廳長，了解財政情況，他說服了財政部的同誌。
7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等五個文件，並要求組織試點工作。主要內容包括：（1）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允許企業按照生產建設和市場需要，製定補充計劃。補充計劃生產的產品，企業可以按照國家定價自銷。（2）實行利潤留成，把企業經營的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直接掛鉤，企業用利潤留成建立的生產發展基金、集體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有權自行安排使用。（3）逐步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及企業的留成比例。（4）企業有權向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申請出口自己產品，並按國家規定獲得外彙分成。等等。這五個擴權文件對企業來講，是長久渴望得到的一場甘露，在當時沒有自主權利、沒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情況下，這無疑給企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有效地調動了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