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醉，唯我獨醒”，有時很難說出是福是禍。
當時南方幾省無煤，主要靠北煤南運，一旦斷煤，工廠停業，老百姓生活更是沒有保障。據說武漢市民在零下四五度的冬天，裹著被子排了一夜的隊還是沒有煤。而北方的山西、河北、寧夏幾省的煤卻堆積如山運不出去。主要原因是交通不暢。造反派幾乎把持了全國大部分鐵路樞紐，今天有人臥軌，明天有人控製了火車機車。而另一方麵，全國各地生產告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
二十幾個人的生產組，已無力對全國的經濟有什麼統籌的安排，隻能天天守著電話、電報，哪裏的路斷了馬上疏通，哪裏的鋼廠、電廠沒有燃料了馬上就近調撥。國務院領導人開玩笑說：寶華是全國總調度。而袁寶華則把自己的工作稱為“救火”，隻是這場燃遍了全國的“大火”，靠二十幾個人的力量無異於杯水車薪。好在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對他們的工作非常支持。
袁寶華為了對付造反派的破壞，想了一個辦法，叫“電話指示”。
當時袁寶華的桌上有一台保密電話，可以直接撥通李先念、餘秋裏的電話，也可以給各省、市領導機構打電話，被稱為“紅色電話機”。一旦遇到緊急情況，袁寶華便向總理們電話彙報，根據總理們圈閱的電話記錄稿，立即電話下達給有關省的核心小組：“我們奉中央和總理指示，命令你們馬上排除障礙。”
“這樣的指示，可比以國務院生產組的名義靈多了。”袁寶華回憶說。
在袁寶華的指揮下，生產組的成員夜以繼日地工作，深得周恩來、李先念等同誌的讚許，卻成為“四人幫”的眼中釘。他們把生產組說成搞“唯生產論”，“拿生產壓革命”。於是，袁寶華為了恢複生產常和造反派發生衝突，“四人幫”一夥總是百般刁難，而那幾年正是“四人幫”最囂張的歲月。袁寶華一邊要顧全大局，擔負起國家的經濟建設重擔，另一方麵還要與“四人幫”苦苦周旋，在複雜的矛盾中，忍辱負重把局麵支撐下來。
一次，生產組又被“四人幫”在會上批判為“隻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並被扣上了一頂“拿生產壓革命”的帽子。袁寶華想了一個以退為進的主意，他先放出風聲，要撤銷生產組下麵的調度室，並讓調度室主任張雁翔下去學習。當天晚上，“四人幫”一夥在上海的負責人馬天水就打來了電話：“老袁，聽說你要撤銷調度室，這可不行。”
當時為了穩定全國的經濟，對中心城市上海一直給予“重點照顧”，生產組調度室幾乎每天都給上海調煤調鐵。
袁寶華自然明白馬天水的意思，卻還是故意說：“大家不是批判‘唯生產論’嗎，我也認識到這個問題了，這個調度室就是個典型。”
“不不不，調度室沒有唯生產論，是對上海革命運動的最大支持。”馬天水急了。
“你既然有這個意見，我們可以考慮。”
“這兩天張雁翔都找不到了。”馬天水試探著問。
“張雁翔是‘隻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這本來是“四人幫”一夥指責生產組的，袁寶華幹脆以牙還牙。
“張雁翔對我們幫助很大。你可不能批評他。”馬天水狼狽地說。
打發了馬天水，一轉身，電話鈴又響了，傳來了王洪文的聲音：“袁寶華同誌，你這個調度室很重要，要加強。”
袁寶華明白，一定是馬天水心裏沒底，又搬出了王洪文，不由得暗暗好笑：“好啊，有你這句話，我們心裏就有數了。”
這件事情以後，張雁翔自然沒有離開他的工作崗位，而王洪文等人也確實沒有再找袁寶華什麼麻煩。
從1968年底袁寶華恢複工作，到1976年，整整8年。即便是8年抗戰時期也有捷報頻傳的喜悅，可對於袁寶華來說，從事經濟工作的這8個年頭卻是在漫漫長夜中苦度春秋。
1975年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專門找了穀牧、萬裏和袁寶華到自己家裏，研究如何整頓經濟，召開了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後來，接著召開了鋼鐵工作會議和農業工作會議，全國經濟有所回升，出現了一派興旺景象。可到1975年底，開始了內部批鄧，國家經濟又一落千丈。
1976年初秋，參加完唐山地震救災工作回到北京的袁寶華已經4天沒有合眼了。一向幹練的他，幾乎有些笨拙地推開了家門，重重地坐在藤椅上，妻子見丈夫那疲憊消瘦的麵龐，一陣心酸，但多年的習慣使她不便細問，隻是勸他好好休息。
袁寶華緊緊閉上眼睛，近一年來發生的事情卻如走馬燈似的在腦子裏穿梭：
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悲痛；
4月5日發生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再次打倒；
7月6日，計劃會議開始那天，朱老總逝世；
在王洪文的唆使下，上海和遼寧的代表在計劃會議上故意搗亂，使會議無法進行；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毛澤東去世……
現在國家怎麼辦，由誰來主持？所有的憤懣、不安、焦慮，化作了一聲長長的歎息。
10月7日，穀牧突然登門，興奮地對袁寶華說：“大問題已經解決，‘四人幫’已被抓起來了！”
袁寶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拉著穀牧的手不停地問：“你說說，你說說。”
“具體情況以後再談，你先給我找人準備去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交生產管理工作，‘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要撂挑子，上海的生產不能停止，你要派人去。”穀牧一口氣講完便告辭了。
袁寶華立刻找來了一個管生產的局長徐良圖，讓他帶一批人去上海準備迅速接管上海的工作，穩定生產局麵。
至此，這位60歲的老經濟工作者和全國人民一起，結束了10年“文革”的噩夢，迎來了他經濟工作的第二個春天。
經濟學家們說：計劃與市場之爭已持續了近百年。而袁寶華成為新時期企業管理、改革的先行官。
改革開放的10多年來，我國企業改革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過去任何時期所沒有的。現代企業開始重視經營哲學、企業信息、企業文化、企業形象，這一切歸根到底是一個企業管理的問題。而袁寶華正是中國提出加強企業管理問題的第一人。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醉心於企業管理理論的研究；作為一名經濟工作的領導者，他積極推出這套企業管理理論，並在實踐中令其不斷完善。年逾古稀的袁寶華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這場前無古人的開拓戰，並一次又一次地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1978年10月，袁寶華率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這兩個毗鄰的國度，都在用好奇的目光望著對方，覺得是如此的陌生與新奇。
對於袁寶華來說，日本的生產技術、管理方式無疑令人耳目一新。而日本朋友對於一直“家門深鎖”的中國鄰居也充滿了好奇。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日本的“無冕之王”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否允許外國人在中國投資辦企業？”
一時滿座沉寂，幾十雙眼睛盯著中方代表。袁寶華稍稍沉吟，與身邊的鄧力群、馬洪商量幾句，抬起頭一字一句地說：“這個意見很重要，我們要認真考慮。”
沒想到第二天，日本幾家大報便在頭版頭條報道了袁寶華講的這句話。
也許這一切在如今已無足輕重，可對於被政治風雨滌蕩了幾十年的中國，國門尚未完全打開，卻在國外報紙公開談及與外國資本家的合作，這需要何等的遠見與膽識。代表團的其他人都暗暗為袁寶華捏了一把汗。等回國後才得知，中央已批準石油部提出的歡迎與外資合作開采石油的意見。實踐證明，袁寶華“先走一著”並沒有走錯。
通過對國外經濟的考察和對國內經濟的研究分析，袁寶華敏銳地感到：要想振興中國經濟，企業改革是關鍵。而加強企業管理，建立充滿活力的企業經營機製，促進技術進步則是重要手段。於是在代表團回國後的彙報會上，袁寶華首次大膽提出了商品經濟的理論。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袁寶華在苦苦求索後，終於認清了一條道路，於是，他開始為企業改革奔走呼號，探索著商品經濟條件下企業走向市場的道路。
圍繞企業改革，袁寶華首先提出了擴大企業自主權。在當時的中國企業中，連買桌椅都要打報告，可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人們早習以為常。袁寶華卻看出，企業沒有自主權已成為製約其發展的最大阻礙。
1978年底，四川省率先在5個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1月，試點企業增加到10個。
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李先念副總理的建議下，國家經委提出了企業擴大自主權10條意見。同年7月國務院在四川召開全國工交工作會議時正式頒布了有關擴權讓利的文件。
但在改革之初，袁寶華關於商品經濟的理論一直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
有人堅決反對：商品經濟是私有製的產物，它是和資本主義聯係在一起的，怎麼能和社會主義結合呢？
袁寶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多少年來，企業一直是行政部門的附屬物，沒有任何權利，隻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僵化模式，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體製才符合中國國情。會上免不了又是一番爭論。
經濟學家們說，計劃與市場之爭已持續了近百年！
可見，在改革之初，當人們的思想尚未完全轉變時，改革的先行官們每向前邁出一步都是如此步履維艱。
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袁寶華始終如一地站在了企業改革的最前列。
1980年在南京會議上提出市場調節問題；
1981年在上海會議上提出經濟責任製問題；
1982年在天津會議上，研究了提高經濟效益的問題……
袁寶華博谘眾議，每年想出一個新點子，把阻力重重的改革一步步推向前進。
1978年鄧小平曾提出，今後“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係，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
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是人們一貫認同的，然而，有誰會想到一部《企業法》從醞釀、起草、試點、修改到最後通過，竟用了將近10年時間。這在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草案中，可為僅見。
“十年磨一‘法’”。為了這部《企業法》的誕生，袁寶華組織了一批經濟學者和經濟法學者反複討論、醞釀，前後擬稿不下20次。《企業法》所涉及的幾個核心問題：廠長負責製、確立企業法人地位、民主管理和企業黨組織的作用等，在當時的中國經濟界也是十分敏感的話題，爭論不休，意見遲遲不統一。再加上一次次的政治風波，《企業法》可謂曆盡艱難。然而就在這樣的艱難險阻中，袁寶華一直站在推行《企業法》的最前列。
改革10年，袁寶華以其敏銳的經濟頭腦，推出了一個又一個決定性的舉措：加強職工教育、讓青年企業家登上曆史舞台、建立科學的企業組織結構……這一切都在中國的改革大潮中得到了滿意的回音。
時光荏苒，袁寶華走過了經濟工作的40多個年頭。當國家的改革步步深入，經濟騰飛的時候，袁寶華已是滿頭華發。如今，他雖已卸下了國家經委工作的重任，但對國家經濟關注卻未有稍減。因為他深知，理論在今天不隻是政策的注腳，而是已成為氣魄宏大的中國共產黨決策者們製定政策的根據。作為一名實踐經驗豐富、學術造詣高深的經濟學家，袁寶華責無旁貸地把探索國家經濟發展的道路、驗證經濟理論的重任擔在了自己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