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副主席想了想，讓他把這個鐵礦的有關資料整理一下再討論。
袁寶華回到住所，立刻開始查閱有關的資料，並同時給北京拍加急電報，希望盡快提供一些離武鋼較近的鐵礦資料，因為他敏銳地感到，海南的鐵礦，就地理位置而言，對武鋼不太便利。
果然蘇方看了這份報告後提出：海南島的礦石過不了台灣海峽（解放初，海南島的物資需經台灣海峽向北進長江口運往大陸，當時國民黨的飛機大炮還封鎖著那裏）。
袁寶華和李富春、宋劭文商量了一下，提出，可以從湛江到廣州修一條鐵路，過瓊州海峽後用鐵路運輸。
這位副主席還是搖頭：“這太不經濟，而且武漢是在台灣轟炸機飛行半徑之內。”解放初期，國民黨曾大肆轟炸上海等沿海城市，武漢正在其騷擾的範圍之內。
當時蘇聯專家更看好包鋼，認為包鋼條件好，有礦山，位置離蘇聯較近，對建設武鋼則缺乏信心。
而袁寶華卻很清楚，武鋼是中國“一五”計劃的一個重點項目，對全國重工業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武鋼的談判失敗，對整個“一五”計劃都會造成重大影響。
袁寶華的心裏沉甸甸的。一連幾天，莫斯科人為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準備的佳肴，在他嘴裏卻味同嚼蠟。好幾次吃飯的時候想著武鋼的事出了神，望著飯菜直發呆。原本英俊瀟灑的年輕人一下子瘦了一圈，眼裏布滿血絲，似乎在冒著兩團火。
正當中國代表團覺得山窮水盡時，北京有了回音：地質部最新發現除大冶鐵礦外，大冶周圍還有一批鐵礦資源。同時，中央已派地質部副部長宋應帶這批鐵礦的有關資料，日夜兼程地趕往莫斯科。
袁寶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立刻又開始了下一個環節的工作。
“一五”計劃的談判，一直到1953年5月15日，曆時兩個月終於結束，簽訂了包括華中鋼鐵公司（武鋼）在內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助項目的協議，共145項，加上後來又補充的11項，這就是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史的156項蘇聯援助項目。
提出了鋼鐵產量翻番後，毛澤東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說：“我睡不著覺了。”於是，大家為毛澤東能“睡著覺”而奮鬥。
第一個五年計劃圓滿完成後，毛澤東提出了鋼鐵產量翻一番，開始了1958年的“大躍進”。作為冶金部主管鋼鐵工業的負責人之一的袁寶華，既是這個鋼鐵計劃製定的參與者之一，也是負責從事調動各方麵力量，使決策得以貫徹、執行的具體組織者，其間的甜酸苦辣絕非尋常人可知。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使全國上下一片歡欣鼓舞，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的成都會議上確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這一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然而，當他提出了鋼鐵產量翻一番後，一貫的審慎與周密又使他有些猶豫，覺得心中無底。
1958年7月，酷暑季節的北戴河海濱卻有一份難得的寧靜與清涼。長長的海濱沒有一個人，隻有浪花卷著五光十色的貝殼一次次衝向沙灘，又一次次退去。而在離海濱不遠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別墅小樓裏，正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為了鋼產量的確定，在會議結束之前，專門把冶金部負責人和所有生產鋼鐵的城市市委書記召集到一起。
“鋼鐵產量翻番是我提出來的，你們怎麼看，把握有多大？”毛澤東操著一口濃重的湖南鄉音，望著在座的書記們。
當時中國正經曆著“一天等於20年”的頭腦發熱時期，急於求成成了一種通病，所以當毛澤東一再追問年產1070萬噸鋼究竟有多大把握時，沒有人真正領會這位領袖心中的不安與謹慎。
毛澤東抽出一支煙，劃著火柴，點燃了它，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目光掃向在場的每一個人，一個一個地問市委書記們。然而，幾乎所有的人都拍著胸脯說：“可以，沒有問題。”
毛澤東又把目光轉向了冶金部代表袁寶華：“你說說。”
坐在一旁聽了很久的袁寶華顯然也被這種氣氛感染了，他樂觀地說：“從礦山、冶煉、軋鋼到機修、運輸等10個環節，有10麵紅旗，隻要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
這時，薄一波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一五”計劃鋼鐵產量實現535萬噸固然可喜，但要在一年之內實現翻番，是否有些操之過急？
然而，他的懷疑立刻被所有人的熱情與信心打碎。最後，薄一波對毛澤東說：“要保證翻一番的完成，應該見報。公開見報後，大家義無反顧，可以齊心協力完成它。”
毛澤東看著指間嫋嫋升起的青煙沉默片刻，忽然，他摁滅煙頭，大聲說：“好，就照你的意思辦，鋼產量1070噸，公開見報。”
消息發布後，一向講究眼見為實的毛澤東決定親自出去看一看。可到全國各地的鋼廠視察了一番後，他就感到有問題。而1958年上半年全國隻生產鋼312萬噸，與原計劃差距很大，毛澤東就講：“我睡不著覺了。”
大家就為毛澤東能“睡著覺”而奮鬥，大煉鋼鐵。
作為冶金部主管負責人的袁寶華更是親臨前線，一年之內四下鞍鋼，整日整月在那兒“督戰”，想盡了各種辦法，卻都收效甚微。
當時鞍鋼流傳著一首詩：“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坐八百，看一千。”後來袁寶華每每回憶起常說：當時我們的思想也受“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的影響。
然而作為一個經濟工作的領導者，如果離開了客觀規律，主觀熱情便猶如空中樓閣。當全國“土法洋法齊上馬”，大煉鋼鐵時，一直在生產第一線的袁寶華卻隱約地感到，這樣幹不行：小高爐生產的生鐵消耗大，質量差；一線工人為了完成鋼的指標日夜奮戰，鋼產量卻沒有大突破……
火紅的鐵水日夜奔流，煉鋼工人揮汗如雨，袁寶華卻從這一派熱火朝天的場麵中看到一場深深的憂患，他開始明白主席為什麼會“睡不著覺”。
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一再強調要壓縮空氣，把鋼的指標壓下來。然而在當時背景下，人們腦子裏想的都是“躍進”，根本壓不下來，結果煤、鋼、糧、棉四大指標定得都相當高。
為此，1959年初陳雲找來了包括袁寶華在內的冶金部領導人，整整談了7天，一一落實各項指標。
落實鋼的指標就要落實鐵的指標，落實鐵的指標就要落實礦石的指標。袁寶華把每一個礦的生產條件、人數、生產能力一一道來，這些數據早在他心中推敲、計算了上百遍。自然條件有限，卻要無限地提高鋼產量，這種違背客觀規律的事不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廬山會議將糾“左”變成反右，鋼的產量計劃一下從原來調整後的1300萬噸上升到1500萬噸。
也許國家的發展同人的一生一樣，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與挫折的痛苦。袁寶華，這位與共和國經濟發展同步成長的經濟學專家曾動情地說：“我們有失敗的教訓，這和成功的經驗同等重要。”
“世人皆醉，唯我獨醒”，當10億人都被擲入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時，有二十幾個人卻苦苦支撐著整個共和國的經濟。國務院領導人說：他是全國總調度。
1966年“文革”開始時，袁寶華的兒子隻有16歲，在北京101中學住讀，每個周末回家。
這天又是周末，他像往常一樣背著書包走進物資部的大院。一抬頭，看見大樓前有一張新貼的大字報，“走資派袁寶華”，他沒太在意，因為當時中央各部的部長們幾乎都是“走資派”。這個星期六，父親忙到半夜才回來，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他沒來得及和父親說上一句話。
過了一個星期，他再到物資部大院時，發覺大字報上父親的名字前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又升了一級。”他想。父親回來後，還像往常一樣坐在桌邊翻閱文件，從父親的臉上看不出一絲一毫的不安和憂慮。也許是修養所致？也許是父親不願在他麵前過多地暴露自己的喜怒哀樂，而將一切都深埋在心裏？他隻覺得父親似乎根本沒有把外界的幹擾放在心上。
一個星期天上午，他正在家幫媽媽打掃衛生，一陣敲門聲後進來了幾個陌生人，一個瘦高個兒說找袁寶華有急事。他記得父親昨晚上提了一句，要到鐵獅子胡同的人大函授部去，就告訴了他們。那個瘦高個兒和顏悅色地說：“鐵獅子胡同在哪兒？你能帶我們去一趟嗎？”
他想了想說：“好吧。”就一直把這幾個人帶到鐵獅子胡同才回來。
晚上很晚了，他看見父親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走了進來，頭發和衣服都有些淩亂。
“爸，上午有幾個人找你。”
“嗯，他們要鬥薄一波，拉我們幾個部長去陪鬥。”袁寶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
兒子隻覺得周身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沒想到自己做了那麼一件傻事。他走近父親輕輕叫了一聲：“爸。”
“嗯？”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袁寶華已經開始坐在桌邊看文件了。抬起頭，露出一個疲倦的笑容對兒子說：“沒事兒，隻是陪鬥。”
那時的他還很難理解父親的心情。
“五十而知天命”，袁寶華半世風雨，早已習慣直麵驚濤駭浪的衝擊。而且，在他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為人們所知的信念，那就是多少年來對毛澤東、周恩來的敬佩之情，已轉化為一種深深的信賴。“文革”之初，他也曾聽到一些關於造反派迫害老幹部的事。可他甚至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直到這可怕的陰影已悄悄地移向他的頭頂，他還是樂觀地認為有誤會是可以消除的，而真正令他擔憂的卻是在風雨飄搖中的國家經濟。從袁寶華1960年開始搞物資工作，現在七八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的物資工作打開了一個局麵，他真希望這一切能繼續下去。可近來，他覺得工作越來越難做了。直到1967年4月，袁寶華被勒令停職時，他性格中張揚的一麵終於被逼了出來。麵對來抄家的造反派，袁寶華忍無可忍，怒道：“有意見可以提，但你們不要侮辱人格。”
袁寶華被迫離開了他所熱愛的經濟工作崗位，天天打掃物資部的大院、廁所，夜裏睡在物資部一間辦公室的桌子上，幾乎天天被造反派拉出去批鬥一回。
4月29日上午，袁寶華的秘書接到周恩來總理秘書打來的電話：“總理讓寶華明天上天安門。”但是，造反派得知後硬是不讓。
總理愛才，可當時他自己的處境也很難，不便麵對麵地和造反派交鋒。在這之後的一天晚上，總理還是派人把袁寶華接進了中南海，由李先念、餘秋裏和他談話。
“你要正確對待群眾，不要對抗。”
短短的會麵，來不及寒暄，有許多話也無從說起，但袁寶華已明白了總理的心意。
當時袁寶華戴著三頂帽子：特務、叛徒、走資派，大字報滿天飛，演繹出無數聳人聽聞的罪狀。在那黑白顛倒的歲月裏，許多人避之不及，可就在這時，總理卻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
1968年夏天，周恩來親自囑咐物資部軍管會主任：“能不能很快把袁寶華的問題查清楚，我的部長現在都靠邊了，我急於用人。”
軍管會主任馬上組織了一個軍幹群三結合的專案組進行調查，不到3個月，就作了結論：“此人曆史清楚，不存在什麼問題。”
回憶起這段經曆，袁寶華還不乏幽默地說：“當時我算幸運者，解放得比較早的，沒有被遊鬥。”
1969年，全國的經濟幾乎陷於癱瘓，國務院各部委都無法正常工作。為了支撐全國的經濟，在李先念副總理主持下，國務院於年底成立了一個生產組，由計委軍代表任組長，袁寶華任副組長。
由此，在國務院北門外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樓上，二十幾個人組成的生產組在袁寶華的具體指揮下，開始了對全國經濟的調度。工業、交通、商業、外貿、軍工……二十幾個人幾乎是一個人管一個行當，偌大一個中國，當10億人都被擲入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時，這二十幾個人卻苦苦支撐著共和國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