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企業史》的出版有什麼重要意義，袁老說，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研究國民經濟發展的曆史必須要從根本上、從最基本的問題上來研究。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企業發展的曆史，是中國經濟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的經濟就要研究中國的企業，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就要研究中國企業史。
再有就是我們已經有內容豐富的“二十四史”，這裏麵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人物都有記載。同時近百年來，對於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麵也都進行了比較係統的研究，可是真正研究中國企業發展的曆史還是空白，所以我們再搞一部《中國企業史》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填補了這個空白。
第三就是中國幾千年經濟活動的曆史有很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進行總結。順著曆史的脈絡研究中國企業史（包括古代、近代、現代），把過去幾千年來經濟發展特別是企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總結出來，為現代企業提供借鑒，有利於現代企業的發展，這就是古為今用。同時，把外國企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和中國經濟、中國企業發展做一個對比，能夠“洋為中用”。所以研究中國企業史對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有重要意義的。
還有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中國企業發生了急劇變化，這使我們感覺到，要使中國企業能夠沿著一個正確的道路發展，必須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企業在發展變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總結現代企業的經驗，特別是一些典型企業，這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講研究中國企業史的重要意義就是這些方麵。
對於在中國企業史研究過程中如何把握企業的產生、發展，揭示它的客觀規律，袁老說，首先就我們企業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出來，經濟發展首先得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適宜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是不可能迅速發展的。我們總結了多少年的經驗教訓表明，穩定是第一位。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證明，社會動亂經濟就被破壞，社會穩定經濟就發展，所以從發展的過程來看，有一個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經濟發展、企業發展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不光穩定的環境是重要條件，適合於企業發展、能夠促進企業發展的政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
再一個就是我們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從政府附屬物的地位解放出來，所謂政府的附屬物就是企業沒有自主權，就是沒有自我發展的能力。政府讓它發展它就發展，不要它發展它就不能發展，最為嚴重的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企業每年的折舊費要收到財政部門去，企業要做設備維修、設施擴建都得上邊來批準，這對企業來說是卡它的脖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即1979年4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時的副總理李先念就找我，要我把企業要什麼權的提議提到會議上討論。原國家經委提出了企業擴權十條意見，這是個突破口。現在看起來這十條擴權意見太平常了，可是就當時來說是石破天驚，因為有這十條意見，國務院才發了五個企業擴權讓利的文件。1979年7月份在成都召開了全國工交會議以後，企業擴權才算是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接著就是企業要從政府附屬物的地位上解放出來，這不光是擴權讓利，擴權讓利就像一塊糖吃一吃，但並沒有把身上束縛的繩索給解開。真正要解開，是把企業推到市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