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建設，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像樣的經濟基礎，我們國家的國力雖說不夠強大，可是也有相當的基礎了，我們這一次出去考察學習，就是取他人之長，補我們不足。這就和我們到蘇聯去考察時情況大不一樣了。去蘇聯考察是帝國主義國家嚴密封鎖我們的時候，當時對立、對抗非常嚴重，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打倒“四人幫”之後出去考察，這時西方國家也想和我們打交道，就是雙方都有共同的增加經濟交往的願望。
記者：您前後兩個時期的出國考察都麵臨著中國經濟體製大變革的形勢，前一次是要建立計劃經濟體製，後一次是要發展市場經濟。這兩個時期的考察對於我國的經濟體製探索有什麼意義？
袁寶華：第一次到蘇聯去考察是為了要改革我們舊中國的經濟體製，要建立新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後來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考察，就是要考察他們發展商品經濟的經驗。雖然當時還沒有開三中全會，對計劃經濟體製還沒有提出明確的改革的目標，可是已經在醞釀了。1977年召開大規模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會議以後，我們的經濟發展總想找一個新的出路。長期以來我們想擺脫蘇聯經濟發展模式，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之後，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發展經驗，毛主席提出“超英趕美”，那時就想擺脫蘇聯經濟管理和經濟發展模式。當然道路沒有選擇對，選擇了個“大躍進”，急於求成，違反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走了一條彎路，造成很大損失。可是當時的本意是想找一條新的道路，找一條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毛主席那時提出“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時，就是要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後來道路越走越偏，到“文化大革命”，這教訓非常深刻，它深深地教育了我們。
打倒“四人幫”以後，打開大門，大家出去看一看，首先感覺到我們自己的企業管理很落後。小平同誌早在1975年就提出來，企業管理是件大事情，一定要把它抓好。1978年上半年，他訪問日本，看到日本經濟發展的成就，很有感觸，感覺到我們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管理上都落後。就日本經濟的發展曆史來看，在我們完成“一五”計劃之後，實行“大躍進”之前，我國的經濟水平和日本差不多，“大躍進”這幾年我們受了損失、走了彎路，日本沒有走彎路。“文革”十年我們又受到幹擾破壞，日本則是穩步前進，這一下子把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差距拉大了。日本又積極引進外國技術，學習美國的管理方法，日本的發展對我們啟發比較大。
就當時我們的指導思想來說，在引進和發展上有急於求成的心情，對“文革”對我國經濟的破壞、對生產秩序的破壞、對人們思想的幹擾估計不足，認為打倒“四人幫”之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就可以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了，急於求成，沒有從“文革”的爛攤子這個實際出發。同時，睜開眼睛看看國外的情況，沒有改革開放的思路。雖然打倒“四人幫”以後，要出去看看，開開腦筋，就像先念同誌1977年冬天要我和李強到英、法考察一樣，出去看看人家是怎麼幹的。可是我們還沒有把它提高到改革開放方針的高度，當時還意識不到我們的計劃經濟體製有問題，我們缺乏這個思想。
打倒“四人幫”、“文革”結束以後，我們怎樣適應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適應改革開放的方針，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李先念同誌是走在時代前麵的，他一直抓我國的財貿工作，對商業市場比較熟悉。黨的工作重心實現轉移後，企業的作用越來越大。怎樣適應這種新形勢的要求，使企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有些自主權，實際上企業擴權從深層次講，是要突破計劃經濟體製限製，找到擴權這麼個突破口。另一方麵，我率代表團從日本訪問回來向國務院作了彙報，華國鋒主持彙報，我們感到先念同誌聽進去了，特別是我介紹在“大躍進”以前日本經濟和我們差不多，後來差距越來越大，他們在管理、新技術方麵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日本在這些方麵先是學習美國的經驗，後來又根據自己的實際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特點。我們代表團中的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和吳家駿等專家都深感必須從理論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貫徹有計劃按比例原則，離不開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商品交換。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來生產。這兩方麵都使先念同誌感到要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就必須對企業實行擴權。當時商業已經有了一點自主權了，在計劃經濟時代它還是有一點選擇、一點權利的，感到在商品流通上也需要一些自主權，這樣才能做活生意。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您一直大聲疾呼並積極推動我國企業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改革。您感到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袁寶華：我每一次率團出國訪問回來，李先念同誌總要找我去彙報。特別是在我們談到西方國家企業發展和管理方麵的成功經驗的時候，先念同誌十分關注。後來他找我並對我講要搞一個擴權的文件，我們國家經委研究室就搞了一個擴權十條。為了搞這個條例國家經委到一些地方進行了調查研究，召開了有各部門負責人和一些企業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提出了企業擴權的意見。但是在這時，財政部門已經和我們國家經委的意見不一致了。
在原有計劃經濟這種體製的管理下，企業已經進入死胡同。財務規定管得太死，管得不合理。例如，冶金部門搞大修，規定大修不許變樣。首鋼搞高爐易地大修，財政部門反對，為此我們吵了一架。計劃經濟這一套束縛經濟發展，所以要改革，改革很自然就要突破這種不合理的框框，擴權十條應運而生。先念同誌一直抓財貿，了解財政存在的弊端。若非先念堅持要給企業擴權，財政部門不一定會接受擴權十條。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也就是說重新確定了我們黨在新時期的總路線，這是個大轉折，是帶有革命性的轉變。我看當時最難的是人的思想觀念的轉變。所以，小平同誌一開始就提出來要解放思想，要向前看。許多中央領導同誌在做艱苦的說服工作，陳雲同誌、先念同誌多次就思想解放發表講話。
當時大家都談市場調節，就是不敢提市場經濟。已經提出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回避“市場”這兩個字。當時提了一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還真把它放到“為輔”的地位，也不敢提市場經濟，隻能提個市場調節。市場調節麼，那還不就是個經濟形式，這就反映出當時大家的思想觀念還沒有大的突破。不是小平同誌最後大膽地提出來市場和計劃都是個手段，老實說還衝不破這個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就工業部門來說，就企業來說，這很明白，它離不開市場。我們看得很清楚，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確實把經濟搞活了，企業麵向市場，根據市場的需要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經營活動，而且毛主席早就提出來價值規律是一所大學校。價值規律是市場和市場經濟的一個核心問題。
記者：您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有哪些經驗值得銘記？
袁寶華：如果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和確立的過程，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幾條：
第一條就是反對“兩個凡是”，進行撥亂反正，提出全黨工作中心轉移。
第二條就是解放思想。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講過“放下包袱，開動機器”，這是解放思想；小平同誌批“兩個凡是”，這也是解放思想。“階級鬥爭為綱”是毛主席提的，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改革開放以後，實現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就必須改變這一條，這就要解放思想。
第三條就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毛主席曆來提倡的，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裏把教條主義、不實事求是批評得體無完膚，很有名的就是教條主義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所以，把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一起提出來非常重要，不解放思想也就不能夠提出來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不解放思想也就不能夠擺脫“兩個凡是”枷鎖的影響。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一條非常重要。因為咱們在路線上犯錯誤的時候往往是左右搖擺，不是走“左”的極端，就是走右的極端，當然“左”的時候多一些。提出和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是防止了在思想路線上走極端，防止了“左”傾路線死灰複燃。
第四條就是改革開放。長期閉關鎖國，打開大門，眼花繚亂。在日本訪問時，人家提出來是不是允許外國人到中國投資這個問題，我們當時精神上沒有準備，還不敢正麵回答。就當時來說，大家非常明確的就是，改革是一場革命，革一切舊思想、舊體製、舊機製、舊習慣的命。這四條我看很重要，就是以這四條作為指導思想，我們才能進行一係列的撥亂反正。
我國經濟幾十年的發展表明，找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全黨和全國人民慶幸的是，這條正確道路，終於由鄧小平同誌在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中找到了。這一正確路線開始實施，就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來又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十二大總結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又經過十年的摸索，一直到十四大，才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從1957年到1992年的35年時間，才探索出這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薄一波同誌與我們談話時所講的那一句話：找到這一條路線，是始於毛，而成於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