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舉國上下艱苦奮鬥、勒緊褲帶，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完成五年計劃上來，在建國初期這是完全必要的。到了50年代初期，雖然蘇聯已經經過了七八年的戰後恢複，可是它過去大傷了元氣。它從戰敗國搬來一些機器，得到一些補償，所以它恢複得比較快。可是蘇聯幫助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要搞這麼一批重點工程，進行這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老實說它也是很吃力的。就它來說，為著擺脫帝國主義的封鎖，幫助中國能夠建設起來，也是它的戰略利益所在。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隻是些小國，對我們這個東方大國，它確實花了力氣，下了本錢，但它對中國也有所要求，就是稀有金屬和橡膠。所以，我們在蘇聯談判稀有金屬項目的建設比較順利，就是它有需要。同時，它提出這麼一個戰略部署，就是要在海南島種橡膠。人造橡膠它還沒有完全過關，它在蘭州幫助我們搞了一個人造橡膠一廠，搞了好幾年最後才搞成，那就說明它的技術並不成熟，帝國主義又封鎖它的天然橡膠的供應，而且進口的價格比較高。社會主義國家中，隻有中國有這麼一塊熱帶和亞熱帶的地方，所以，我們在海南島是下了本錢。王震同誌那個時候做農墾部長，在海南島搞橡膠基地，專門把何康同誌（後來擔任過農業部部長）從廣州的研究部門調到海南島去，在海南島搞熱帶植物研究所，後來在那兒辦了個大學，培養了一批人。海南島種橡膠成功後，又在與海南島處於同一緯度的西雙版納也種植橡膠。這些重點項目的安排是我們的戰略部署，實際上是一個國際化的戰略部署。
第三，那時製定計劃我們往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有些計劃提得不夠實事求是，所以，蘇聯方麵就先給我們務虛，講怎麼樣來製定計劃。蘇聯製定計劃很重要的一條是留有餘地，薩布洛夫找李富春和我們這個代表團的人談話的時候，強調了這一條。他說計劃總要留有餘地，總要給知識分子和勞動者留下除了他努力可以達到的目標之外，他還可以超過計劃的空間。假如你定個計劃，大家花了力氣最後沒有完成，這就很挫傷大家的積極性。你定了計劃，經過努力他不隻是完成了，而且能夠超過，這就鼓舞大家的積極性。所以，他提出來最好一年的計劃能夠十個月完成，他說我們蘇聯就是這樣子，一年的計劃都能夠提前到十月革命節前完成，11月7日這一天大家都高興，因為計劃超額完成了，精神上得到鼓舞，物質上得到獎勵。五年計劃最好四年完成，就是能夠提前完成。他說你要定個計劃，經過努力完不成，知識分子和勞動者是要哭鼻子的。所以，留有餘地是很重要的一個製定計劃的方針。
第四，接受蘇聯經驗的教訓，製定計劃一定要有可靠的自然資源。發展輕工業，你要有農業的自然資源；發展重工業，你要有礦山的自然資源。薩布洛夫講烏拉爾建設一個礦山，工人集中到這個地方去了，家屬宿舍也都蓋上了，選礦廠、辦公樓都蓋上了，結果開礦的時候沒有經驗，礦源枯竭，最後造成巨大的浪費。他說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采取這個辦法，資本主義國家采取招聘多少工人，不帶家屬到這個地方去，免得帶上家屬到最後下不了台。所以，在我們談判過程中，他摳資源摳得非常嚴格。所有他講的這一套，後來我們整理了一本書，就是《計劃經濟概論》那本書。再一條，就是重視已經有的工業基礎，因為舊廠改造、老基地的擴建，都是節省投資、節省時間，見效比較快的。
第五，那個時候比較好辦的就是集中力量搞這些重點項目，大家目標比較集中，各個方麵配合得比較好。因為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給予大力援助，中央下這麼大的決心，集中這麼多人力、財力、物力，要打這個殲滅戰。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規模雖然比較大，可是進展得比較順利。譬如武漢鋼鐵公司，1954年才議定廠址，這就開始調集施工力量，根據蘇聯的設計，平整廠區，進行一些準備工作。同時我們做生產準備，除了蘇聯給予供應的設備之外，配套設備的訂貨、建築材料的調集等等，搞得比較快，1958年一號高爐就出鐵了。
包頭鋼鐵公司也是1954年選擇廠址，它這個地方建設條件當然困難一些，缺乏大城市的支援。包頭在大西北，比較荒涼，當時這個城市一共隻有五個警察。白雲鄂博礦是咱們發現的，過去就知道白雲鄂博這個地方有鐵，《資治通鑒》上記載唐朝大將李靖率領部隊去追突厥，一直追到塞外的鐵山。鐵山就是這裏。解放以後咱們專門派了一個地質隊到這兒做調查，地質隊的同誌晚上上班的時候拿個大棒子，因為狼多，他們得對付狼。我們1954年到包頭去選擇廠址的時候，我到這個礦山去過，1956年，我寫過一篇介紹包鋼和白雲鄂博的文章，發表在《解放軍報》上。
第六，我們在建設礦山和冶金工業企業時，十分重視綜合利用。白雲鄂博的稀土是我們發現的。最早是由上海的一個研究所發現的，1953年這個研究所就分析出來，他們已經知道這裏有稀土。宋應同誌1953年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就跟我講了這個事。至於稀土的具體情況還不清楚，那個時候我們的分析手段也差。我們國家的稀土儲藏比較全，稀土一共16種元素。現在包鋼和攀鋼的鋼軌特別搶手，是因為它裏麵有稀有金屬。礦山的綜合利用在那個時候就開始抓了。從包鋼開始，就感到這些寶貴的東西，光是取鋼鐵太可惜。可是那時候的技術水平低，拿不出來它。我們在提煉稀土的時候，蘇聯沒有給什麼幫助，完全是我們自己搞的，因為蘇聯沒有這個礦。原來我是中國稀土協會負責人，後來由徐馳同誌負責，還搞了個稀土辦公室。過去根本沒有綜合利用這個觀念，第一個五年計劃綜合利用這一套算是形成了。
記者：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幾年中，您先後四次出訪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考察它們的經濟發展和企業管理，探索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和企業改革問題。您能否談談這些出訪的情況？
袁寶華：這四次出訪都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對實行改革開放方針，特別是對經濟體製改革和企業改革影響是比較大的。國務院決定這幾次出訪，是深謀遠慮的。1977年底去英、法訪問，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這是先念同誌提出來的。接著到日本訪問，這也是先念同誌提出來的。到美國去訪問，這是我們提出來，國務院同意的。接著又到西歐去訪問。到美國、西歐去訪問，這都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目的性就更明確一些。
記者：您參加了1952—1953年中國與蘇聯關於蘇聯支持中國經濟建設的談判，又較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率團訪問西方國家，比較前後不同時期的出訪，您有什麼感受？
袁寶華：改革開放初期的幾次訪問和50年代初期到蘇聯去訪問，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主要的共同之處就是要向這些國家學習。到蘇聯去訪問，主要是我們要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當時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的情況下，隻有向蘇聯學習，而且我們要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必須向蘇聯學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雖然當時還沒有提出改革開放的方針，可是我們要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這是當時已經在醞釀的，出去也是為了學習，要學習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發展，為什麼我們和他們有這麼大的差距，他們的優點究竟在哪裏？我們的不足之處究竟在哪裏？這就需要出去進行考察，學習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來補我們的不足，就這一方麵來說，是共同的，都是為了學習。
在蘇聯住了十個月，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蘇聯計劃委員會在薩布洛夫支持下給我們講了一個月課，這是很重要的學習，而且當時蘇聯計劃委員會提出做計劃的三個原則，對我們影響相當大，回來向周總理彙報，周總理非常重視，說我們要學習蘇聯求實的精神，蘇聯搞計劃經濟這麼多年，它有豐富的經驗。蘇聯提出來職工人數增加的速度不能超過生產總值增長的速度，這樣才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職工工資增長的幅度不能超過經濟增長的幅度，這樣才有積累；工人人數增長的幅度不能超過技術人員增長的幅度，也就是說，技術人員增長的幅度要超過職工人數增長的幅度，這樣才能提高技術水平。周總理聽了以後，非常高興，他說就是要學習蘇聯成功的經驗。包括學習蘇聯計劃要留有餘地的意見，假如計劃不留有餘地，計劃不能完成，這就要大大損傷職工和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另外到蘇聯工廠裏多次進行參觀，感到蘇聯工廠管理、技術水平遠遠超過了我們，因為當時我們正處在國民經濟恢複剛剛完成的情況下。
20多年後到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去進行考察，就感到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經濟發達，它走的一條道路看起來是可取的。它強調競爭，強調優勝劣汰，這就給我們企業增加了壓力，換句話來說就是提供了前進的動力，這是很重要的一條。我們在英國參觀了一個礦山，這個煤礦下邊幹幹淨淨，地下鋪的是黃土，下煤礦看不到黑的東西，一直到掌子麵才看到煤。在掌子麵的工人雖然也是黑眉烏眼的，可是他們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在安全上有保證，看了以後很受啟發，我們的礦山不斷地發生事故，老實說安全在很大程度上還缺乏科學管理的保證。所以這兩次對不同國家的考察，都是很重要的學習，都有很大的收獲。
至於不同之處，主要就是我們到蘇聯去考察學習，有一個重要目的是請求蘇聯援助我們。特別是當時我們的經濟基礎很薄弱，剛剛完成三年恢複，那時看到蘇聯的企業是羨慕得不得了，請求它在技術上、裝備上援助我們，這是有償的援助，我們還要相應地在五年計劃中供給它稀有金屬（鎢、錫、銻、鉬、汞）。同時我們共同開發海南島的橡膠基地，這也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需要。至於說打倒“四人幫”後，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考察，開始主要是開開眼界，因為我們閉關鎖國20多年，也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封鎖了我們20多年，雖然我們每年還開廣交會，進行貿易，可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了解太少，我們的外貿人員在這方麵也做了不少工作，可是我們國內做經濟工作的人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不甚了了。打開大門，出去一看，眼花繚亂。當時我們走出去看一看，開開眼界，主要就是我們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