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國民經濟調整情況，提出了進一步調整的方針。當時，中央提出來經濟上進一步調整，政治上進一步穩定。國民經濟調整，用陳雲的話講，最重要的就是端正大家發展國民經濟的指導思想。這些思想主要包括：第一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那就不能急於求成，不能不顧實際。第二是要考慮綜合平衡，因為國民經濟有一個互相之間的比例關係，保持合理的比例關係，要有綜合平衡。第三是要搞專業化協作，避免“小而全、大而全”，因為社會化生產要有專業化協作。第四是怎麼樣運用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第五是品種質量，當時沒有強調效益，還是強調了品種質量。第六是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重視科技進步在發展生產力中的作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第七是考慮怎樣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因為過去是單一的公有製，城市裏的集體經濟也基本上國有化了，所以在這次調整中這是很重要的一條，強調了多種經濟成分，強調發展社隊企業、集體經濟，也放開私營經濟和合資經營經濟。第八是要擺正生產和生活的關係。經過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國家經委主要考慮了這些問題。那時候大家學習陳雲同誌的報告，主要是端正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
為什麼要批評有關的領導同誌，我理解這和“兩個凡是”有關係。我印象很深的是1978年我到西安去開會，當時水電部副部長李伯寧也去參加，在這個會議上就有人提出來：毛主席講15年實現農業機械化，到了1978年還剩下3年時間，要集中力量實現農業機械化。李伯寧當時講：這不現實，現在農村裏還是牛拉犁，機械很少，有些地方連牛也沒有，還是人拉犁，最好不要這樣提。他這個話寫在記錄裏，讓有關領導同誌看到了，提出要批判李伯寧，就找了一位沒有參加那次會議的同誌主持會議，把李伯寧批判了好幾次。這個事情反映上去，有些同誌很有些意見。
大家那時對有關領導同誌的意見，我看主要集中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怎麼樣來撥亂反正、恢複經濟。當時華國鋒同誌總有個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所以，當時重複引進比較多，這就是後來大家批判有關領導同誌時講的“洋躍進”。1958年搞了個“大躍進”，受到很大的損失。打倒“四人幫”後又搞了個“洋躍進”。當時批判有關領導同誌主要是這一條。這個批評從1979年就開始了，會議從3月份開到4月份。3月21日，陳雲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個發言，他的發言主要是批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為什麼比例失調，是“洋躍進”。什麼是“洋躍進”？就是要靠外國的貸款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具體批評了冶金部，說冶金部借外債來發展鋼鐵工業，它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厲害。“洋躍進”光是大的基本建設項目就搞了1700個，小項目幾萬個，忘掉了中國的國情，中國9億人口，80%還在農村。新中國成立30年了，社會上還有要飯的人。所以，當時就提出來國民經濟要調整。到了四中全會，就提得更尖銳。批“洋躍進”，有關領導同誌是不大服氣，所以國民經濟也沒有很好地調整。1980年底，中央再開會時，他做了檢討，以後，就離開了計委。當然1980年“渤海二號”事件，也是一個原因，計委、經委的領導都作了調整。這和批“洋躍進”有關係，和對“洋躍進”的認識有關係。當時，有關領導同誌在具體的經濟工作安排上反映了華國鋒的想法。所以，批“洋躍進”與其說是批有關領導同誌，還不如說是批華國鋒。華國鋒1980年就下台了。在這方麵，陳雲同誌的意見起很重要的作用。後來先念同誌講：這位領導同誌很顧全大局，在當時情況下他要不檢討就頂著了，他一檢討，大家就沒有什麼意見了。
配合企業整頓，國家經委開始主管職工教育工作
記者：改革開放初期，您最早提出應立即開展職工教育工作，當時提出這種建議的出發點是什麼？
袁寶華：“文革”期間職工教育誰也不抓了，“文革”以後還是我們提出來要抓職工隊伍的技術水平提高，要“雙補”。這樣一來大家都去抓了，當時教育部提出，職工教育一向都是它抓，它還應該繼續抓下去；全國總工會提出，“文革”以前職工教育是它抓的，它應該繼續抓下去。事實也確實如此，它們兩家都曾經抓過一段，所以各不相讓，這個官司就打到中宣部和中央書記處去了。當時王任重同誌擔任中宣部長和書記處書記，鄧力群也進了書記處，力群知道我們在這兒搞企業整頓、職工培訓的情況。所以他提出來說，看起來應該由國家經委為主來抓，兩家為輔。書記處討論就這麼定下來了，王任重找我們三家去懷仁堂談話，教育部副部長張承先、全總副主席宋侃夫和我，我們三個人參加。在這次會議上，王任重宣布中央決定要成立職工教育管理委員會，由國家經委負責，指定我做主任，它們兩家一家出一個副主任。後來教育部是副部長臧伯平，全總是副主席宋侃夫做副主任，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管職工教育的。
國家經委抓企業整頓，職工教育是題中應有之義。經委來抓這個事情也是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文化大革命”中宣傳“白卷先生”，職工素質低下，年輕人沒有機會去學習，那時的環境和空氣也不利於他們學習，一天到晚就是喊革命口號，沒有學習到真本領。我們到日本去參觀以後，感覺到日本很重視職工教育，把職工教育看成終身教育，看成是整個企業素質提高的基礎。國家經委非常重視職工素質的提高，在經委設這個機構，是抓全國的職工教育，不光是企業的職工教育。
當時組織全國職教委的時候，不僅國家經委、教育部、全總這三家參加，中宣部、中組部、勞動人事部等有關部門都參加這個委員會。也調了一些專職幹部，像浦通修、邵子言同誌，以後還有史玉清、柴文田、李亨業、周仲藩等20多個同誌，他們中一些人一直到現在還在抓職工教育。我們抓職工教育和全總、教育部有點矛盾，和勞動部配合得比較好，因為勞動部也搞職工素質的提高。全總把它的培訓教育部取消了，教育部保留了一個成人教育單位，它參與了職工教育工作，但不是它主管。經委有個教育局，職工教育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也設在經委，趙蔭華幫助我抓這件事，還有浦通修、邵子言。
1980年4月正式成立職工教育管理委員會，組建辦公室。剛剛成立起來，我就到西歐去訪問。成立以後，大家提出中央應發個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文件，6月初從西歐回來後就組織大家出去搞調研，我沒有和他們一起去調查。經過一番調研後，起草文件並報上去，1981年2月2日書記處討論通過，就是1981年中央2號文件。2號文件發出後，3月20日就召開全國職工教育工作會議，當時擔任副總理兼計委主任的姚依林同誌來作了報告。
這一段工作給職工教育打下個基礎，當時正式提出來“雙補”，而且“雙補”的結果都要經過考試，雖然考試有點形式主義，也有弄虛作假的，可是確實對於職工教育起了推動作用。因為當時職工的素質比較低，根據調查，不要說別的地方，就是北京的首鋼職工中還有文盲，首鋼煉焦廠就有1%是文盲。這是在北京啊，在首鋼這麼個大廠子裏啊，這不是個別現象。因為“文革”期間吸收了一批新職工進來，這批新職工水平低，不僅沒有經過技術訓練，而且文化水平也很低。
國有企業改革的艱難起步
記者：1979年，國有企業改革開始起步。當時國家經委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麵做了哪些工作？
袁寶華：在企業改革方麵，國家經委當時的主要工作：第一是抓企業自主權的落實。那時我們和財政部的爭論比較激烈，財政部扣得很緊，你要進行企業改革，它就得放開，它不大願意放開，放開了就要減少它的收入，就有一個財政平衡問題，它也是從大的方麵來考慮的，這個爭論比較多一些。所以，就從擴權再進一步，結合國民經濟調整提出了企業經濟責任製問題。因為不提經濟責任製，財政部不放心，就是給了你權你怎麼用？給了你錢你怎麼用？所以這一段強調經濟責任製。
第二是抓企業的關、停、並、轉，改組聯合。在改革上，一是強調經濟責任製。二是強調企業的改組聯合。有改組聯合，就有關、停、並、轉。老實說，這時候講關、停、並、轉還是個口號，實際上並沒有關什麼企業，並、轉有一點，也不多，關、停基本上沒有。可是這已經說明改革的方向，產業結構要調整，企業組織結構要調整，那就必須對整個國民經濟，特別是對工業企業進行改組聯合。在改組聯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關、停、並、轉。三是強調企業的挖潛、革新、改組和技術改造，把企業的改組聯合和企業的技術進步結合起來，怎麼樣發揮科技進步的作用、發揮科技人員的作用，當時的工作重點放在紡織工業、機械工業和礦山，這都是當時的薄弱環節，現在也是薄弱環節。這一時期，貫徹執行調整方針期間，國家經委主要抓了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