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據寶華同誌介紹，早在1980年8月18日，也即《國營工廠法大綱》提出前，鄧小平同誌就已經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中提出來要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了。但當時意見不一致，在收入《鄧小平文選》時把這段話刪掉了。1986年7月1日是建黨65周年，新華社公開發表了這篇講話全文，有心人曾作了對照比較，發現原版書中沒有這段話。這說明，對廠長負責製，大家的認識經曆了一個過程。
寶華同誌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84年2月彭真同誌在杭州召集中央各個部門、國務院一些綜合部門的同誌，一起組織了一個企業法調查組，彭真同誌親自主持，在杭州和上海多次召開座談會，聽取各方意見。彭真同誌會後又到南京去調查，寶華同誌則到常州去調查，並根據調查結果向中央書記處作彙報。胡耀邦同誌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並在會上講了一句有名的話：“原來這個製度，名曰集體負責，實際無人負責。也無力負責，無法負責。”
看來，隻能用事實來轉變人們的觀念了。1984年初，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同時，少數企業試行了廠長負責製，初顯成效。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選出6個城市進行《企業法》草案試點——實行廠長負責製的試點。隨後，試點的範圍又有擴大。
直到1987年初興起的企業承包責任製，不僅同廠長負責製緊密結合，將前兩年有所起伏的企業領導體製改革引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而且較好地調整了國家和企業的關係，給企業注入了新的經營活力，同時也為實行“兩權分離”、“政企分開”找到了可行的形式。
據寶華同誌回憶，經營承包責任製是山東的同誌最先提出來的。當時，山東把財政任務背回去後分不下去，最後想出這個辦法，把任務承包了。也就是你給國家完成了多少財政任務後，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個辦法把大家的積極性動員起來了。這就像農村的承包：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承包責任製在當時確實起到了作用，它把責權利結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但隨之也暴露出許多新問題。首先，個人承包，特別是失去了監督的個人承包，弊端叢生，監督機製沒有跟上。其次就是立法不健全，雖說承包有一個條例，但缺乏經驗，不夠完善，所以也容易使一些貪圖近利的人鑽空子。第三個缺點就是配套改革沒有跟上，“一包就靈”、“以包代管”，放鬆了企業管理。
生產力的發展開始呼喚現代企業製度。
企業三項製度改革關鍵是觀念的轉變
把企業三項製度改革作為企業改革的突破口，是在1992年召開的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會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在這之前，北京市就提出了砸爛三鐵（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解決幹部能上不能下、職工能進不能出、工資能升不能降的問題。最後要改變企業“能生不能死”的問題。讓企業克服“等、靠、要”的惰性，充分激發企業的活力，讓企業在改革中走出被動的困境，具有新的生命力。
盡管由此引發了一些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人們思想觀念上沒有轉變，依然是平均主義在作怪。配套改革，尤其是社會保障製度改革沒有跟上，加重了企業負擔，相應的立法工作也沒有跟上。
事實證明，當時的這些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沒有當時這個“突破口”，就不會有今天企業改革的成就。當然，如果當時真正能夠轉變觀念，認真把這項工作抓下去，解決好當時就顯露出來的一些問題，今天國有企業的困境可能就會大大緩解。
可見，三項製度改革的關鍵是一個觀念的轉變，誰轉變得早，誰就擁有了主動權，誰就更具有活力，誰就更有可能在改革的大潮中成長為強者。看一看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這一點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袁老最後風趣地說，過去講世界形勢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現在看來，我們的企業改革也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十幾年的改革，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又積累了經驗、理清了思路，當然也留下了一些教訓，這使得更多的人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多樣性、探索性和複雜性多了一份關注和理解，並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回顧這段艱辛之路，它給人的啟示就在於，改革中如果沒有觀念上的改變，就不會有改革的真正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