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的幾個問題——中國企協、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袁寶華答記者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改革進行了大量的試驗和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和重要經驗，許多企業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活躍局麵。同時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一些阻礙企業經營機製轉換和新體製建立的深層次矛盾也顯露出來，引起了黨和國家的重視。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繼續深化企業改革，必須解決深層次矛盾，著力進行企業製度的創新，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最近記者受雜誌社編輯部的委托，就企業較關心的問題請教於寶華同誌，得到寶華同誌應允，並結合他近一時期發表的文章中曾多次闡述的一些觀點，回答了記者的問題。寶華同誌此次同記者的談話比較集中、全麵、係統地論述了他近十多年來關於繼續深化企業改革的一些觀點和思路。相信這些論述，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們探索企業深化改革，進一步搞活企業，會產生積極的影響。談話是從以下幾個題目開始的：
增強企業活力的關鍵是兩條：一條是改善企業的外部環境，一條是深化企業內部改革。具體地說，一條是落實企業的自主權，一條是調動職工的積極性。
問：轉換企業經營機製，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這是改革開放十多年來，中央、地方、經濟界、企業界，從事理論研究的同誌和從事實際工作的同誌都在研究探索的一個大課題，也是一個關係到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大課題，根據您十多年的經驗，要進一步做好這一工作關鍵是什麼？
答：增強企業活力的關鍵是兩條：一條是改善企業的外部環境，一條是深化企業內部改革。具體地說，一條是落實企業的自主權，一條是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國有企業，包括工、交、內外貿、建築施工、農林水利、地質勘探等大中型企業有近2萬個，其中大都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和骨幹，產值達10000多億元，利稅總額達1500億元。這些企業能不能早日從傳統經營機製中解放出來，是否具有強大的活力，對於我國經濟全局和國家經濟狀況，都是十分關鍵的問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就提出，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轉換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製，把企業推向市場，增強它們的活力，提高它們的素質。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中心環節”。兩個“中心環節”的目標都是要使政企職責分開，給企業以活力。搞好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是我們的國策，國有大中型企業能不能搞好搞活，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正如江澤民同誌十四大報告中說的，“是鞏固社會主義製度和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關鍵所在”。
對於這個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十多年來做了大量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從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開始，國務院連續頒發過兩個“擴權十條”，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指出企業改革必須解決好兩個方麵的關係問題，一是“確立國家和全民所有製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一是“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和經營者。《決定》把企業改革推上了一個新高度。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頒布了廠長、職代會、黨的基層組織工作三個條例，初步界定了企業內部黨、政、工之間的關係。1988年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法》，將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改革中的一些成熟經驗規範化、法製化。《企業法》首次明確我國國有企業的法律地位，使企業享有的自主權有了法律保障。1991年，中共中央召開了專門討論如何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的工作會議，這在我黨曆史上也是第一次。特別是1992年在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精神指引下，《企業法》的第一個配套法規《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出台。《條例》的頒布與實施是深化企業改革的重大步驟，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1993年8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我國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要求，進一步提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黨中央、國務院一係列的重要決策，對搞好搞活國有企業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國有大中型企業比起過去確實有了較多的自主權，有了活力，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正是這些活力，使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在眼下並不公平的條件下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還能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和效益。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有企業低效率的運轉，在消耗著國家的經濟實力。1993年，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虧損319.1億元，是建國以來最多的一年。這是一個嚴峻的事實。如果國有企業繼續大麵積虧損、經濟效益下降，必將嚴重製約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有緊迫感，必須下決心著手解決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重點是著力於企業製度的創新，進一步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建立更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現代企業製度。
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其指導思想是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下，通過產權製度的改革，使企業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改革的核心是界定產權關係，使企業產權清晰，權責明確。
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通過新的產權製度，使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以前的改革，由於沒有能觸及產權製度，不僅企業改革難以深入，而且企業很難完全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
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企業內部改革也必須隨之深化。要形成內部權責分明、團結合作、相互製約的管理機製。企業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完善內部經營管理，嚴肅勞動紀律，加強技術開發、質量管理以及營銷、財務和信息工作，提高決策水平、企業素質和經濟效益。當前最迫切的是落實勞動用工、人事管理和工資獎金分配等三項製度的改革。
企業內部三項製度的改革，突破現有的利益格局，是轉換機製的“攻堅戰”。長期以來，平均主義在我國流毒甚廣，對國家對企業危害甚大，例如“幹部能上不能下”、“職工能進不能出”、“工資獎金能多不能少”、企業經營狀況再差“隻能活不能死”等等。這些都是搞好搞活國有企業的主要障礙。平均主義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一些地方和企業在分配上存在所謂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嚴重腐蝕人們的思想，使少數後進職工視平均主義為“護身符”，爭工資、爭獎金、爭職稱，不滿足，養了一些懶人。打破平均主義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對此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改革深化以後，必然涉及許多單位和個人的利益問題。比如，建立新的人事製度，幹部要實行聘任製，打破一次分配定終身的“鐵交椅”，打破單純講學曆、論資曆、憑職稱的慣例，打破幹部與工人的界限。幹部聘不上就得從那個位置上下來，有的到第一線當工人。實行聘任製，使幹部既能上也能下，解決了“幹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建立新的勞動製度，職工要進行勞動優化組合，打破“鐵飯碗”式的固定工製度，什麼工種拿什麼工資，待崗的收入要減少。實行全員勞動合同製，根據合同，職工既能進廠也能出廠，雙向流動，解決了“職工能進不能出”的問題。建立新的分配製度，要在明確崗位職責和崗位工資掛鉤的基礎上，依靠群眾搞好崗位綜合評價，職工分配盡可能地向技術崗位和髒、累、熱、苦的工種傾斜，企業收益分配盡可能地向發展生產即技術進步、技術改造等方麵傾斜。打破職工分配平均主義，拉大分配差距，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通過新的分配製度，使職工收入既能多也能少，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按勞付酬”原則。另外，通過貫徹《企業法》、《破產法》和轉機《條例》，對那些因產品沒市場或其他原因實在難以搞活的企業，有的要關停、有的要並或轉，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要重新配置，以解決“企業能活不能死”的問題。解決這幾個難題都與職工切身利益有關，必然會出現一些思想問題，而職工中老、中、青三個層次的心態也不盡相同，思想政治工作和切合實際的合理政策一定要跟上去。武鋼內部改革“靜悄悄”，杭州“娃哈哈”兼並杭州罐頭廠，“小魚吃大魚”等許許多多成功的實例說明，人們的思想會有一個從不適應到逐步適應的轉變過程。
當然，企業內部改革也需要企業外部配套進行。企業三項製度的改革必然要求社會福利、保險、就業、救濟製度等方麵的改革跟上去，才能給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如果配套改革跟不上，必然拖住企業內部改革的前進步伐。
問：企業內部三項製度的改革不僅是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於現代企業製度的基本特征提到：“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製度“調節所有者、經營者和職工之間的關係，形成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經營機製”。請問，企業三項製度改革，當前應著重抓哪些工作？
答：三項製度的改革，企業必須著力做好，改革方案要完善，更要做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向廣大職工講清打好“攻堅戰”的重要政治意義和具體部署。第一，企業三項製度的改革，打破平均主義，解決國有企業低效率運轉的問題，是解放和發展企業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從根本上說，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要通過耐心啟發，熱情開導，幫助職工打消顧慮，使大家都明白打破“鐵飯碗”是為了取得“銀飯碗”、“金飯碗”的道理，提高廣大職工搞好三項製度改革的自覺性。第二，改革三項製度不是隻對工人而不觸動幹部，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三項製度的改革首先要從人事製度改革做起。一些企業成功的經驗表明，凡從改革幹部製度著手，效果都好。對幹部實行聘任製度，量德、才錄用，能上能下，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而且，隨著政企完全分開，幹部製度也應有所不同，政府實行公務員製度，企業則應相應地建立有利於企業領導和管理幹部的職業化製度，使大批企業工作者把畢生精力和追求放在辦好企業上。第三，改革三項製度與職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和民主管理並不矛盾。改革的目的是破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體製、舊框框，確立企業的真正自主權。沒有企業自主權，何來職工主人翁地位和民主管理？有些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常常把企業三項製度改革同職工主人翁地位對立起來，是錯誤的。
問：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宏偉目標，目前實現這一目標的外部環境怎樣？
答：我認為當前企業外部環境，亟須解決三個方麵的問題：
1.政府職能轉變過慢。
現在企業一方麵感到宏觀經濟調控不力，企業經營環境惡劣，未有大的改變；另一方麵又感到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管理過細使企業不能自主，企業仍被繩捆索綁。政府機構改革滯後，機構層次重疊、部門林立、職能交叉、冗員過多，習慣於高度集中，以行政管理和直接控製為主的工作方法，辦事效率低下，多少隻手同時伸向企業等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嚴重影響了企業經營機製的轉換。
李鵬總理在八屆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堅持政企分開，把屬於企業經營自主權範圍的事情交給企業，把應由市場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政府主要搞好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和社會管理”。按照這個思路，我認為政府職能應朝著下麵三個方向轉變。一是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政府部門放棄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和企業內部事務的直接幹預，集中精力搞好宏觀控製，並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係，使之逐步製度化、法製化。二是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單純的行政幹預轉向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實施管理。經濟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也應以法律為依據。三是由“管”字當頭轉向服務監督，變“指令”為指導。改變長期以來企業圍著政府機關轉的局麵，重點做好行業規劃、協調、服務和監督工作。改變過去采用行政手段評價企業和評價產品優劣及檢查、評比、驗收等老一套形式主義工作方法，把管理寓於服務之中。
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同精簡政府機構一道進行。以往精簡機構已多次，機構未精反而更龐大，人未減反而更多。原因是沒有抓住政府職能轉變這個根本問題，隻是在機構裁減和改變企事業單位隸屬關係上做文章，而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變。風頭一過，又“增人設廟”。曆史經驗告訴我們，精簡機構必須和政府職能轉變結合起來。
轉變政府職能，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政府部門機構愈龐大，辦事手續愈煩瑣，效率就愈低下。辦一件事要蓋幾十到上百個公章，說明職責不明確，誰都要蓋章而誰又都不負責任。所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關鍵是精簡機構。
2.在轉換企業經營機製過程中，侵權和截留企業權利的事件時有發生。
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企業改革的關鍵是轉換經營機製，轉換經營機製的重點是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現在，在一些地方，法律賦予企業的自主權不能完全落實，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門打著向“經濟實體”轉變的旗號，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不顧國法采取強行幹預，硬性組建一些“翻牌公司”或“拉郎配”式的“企業集團”，將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我認為，在改革機構、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將一部分專業經濟部門轉變為行業管理機構或經濟實體，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但這種實體，必須是真正的企業，不能兼有政府職能。那種不顧企業自主權與自願與否，生拉硬拽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走，甚至取消企業的法人資格，使企業重新成為變相的行政附屬物，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現在一些“翻牌公司”以權截留貨源，以權占領市場，又收權又派款，既是“老板”，又是“婆婆”，利用手中之權，誰不“自願”就撤誰的職。這種做法完全違背改革宗旨，不僅不能把企業搞好搞活，而且也不利於市場主體的形成，還會在全國或一個地區強化行業壟斷，窒息企業和市場活力，給即將製定“反壟斷法”帶來新的阻力。這種所謂“轉變”，同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其實質是政企合一的新“版本”，是舊體製在新形勢下的複歸，應引起人們的注意。政府部門在改革中組建的經濟實體必須同原機關脫鉤，權力不能進入市場，企業間的聯合必須堅持自願的原則。
3.對不同所有製企業實行不同政策不利於調動企業積極性，影響國有企業活力。
市場經濟應該對各種所有製經濟一視同仁，創造企業間公平的競爭條件。在特定條件下給某種經濟如鄉鎮經濟、“三資”企業等以特殊政策促進其發展，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對國有經濟也不能太苛刻，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太久，不能形成扶此壓彼。特別是在分配上，差距太大，發展下去勢必影響國有企業職工隊伍的積極性和穩定性，更不要說“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十四大報告）。從長遠看，國有企業長期處在不公平的起跑線上，也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與發展。
市場是企業活動的舞台，企業必須進入市場去舒展拳腳才能活起來。現在的問題是，要解決宏觀調控能力薄弱的問題，也要解決市場機製發育滯後的問題。
問：市場是企業活動的舞台，企業必須進入市場才能顯示其活力，那麼如何進一步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與發展，以適應企業經營運作的需要？
答：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從直接幹預企業的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真正搞好宏觀調控；同時把企業推向市場，讓企業自主經營，就會逐步形成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機製。在國家、市場、企業這個大三角關係中，國家和市場之間，市場和企業之間都是實線，國家和企業之間則是虛線，即間接調控。計劃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經濟手段和形式，我們要處理好計劃和市場的關係，發揮二者的優勢，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實踐告訴我們，想讓企業活起來，就必須建立完善的市場機製，讓企業在市場上去舒展拳腳。
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麵要解決宏觀調控能力薄弱的問題，另一方麵也要解決市場發育滯後的問題。因此，第一，要通過把企業推向市場，不斷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係。這個市場體係應該是係統的和開放的。所謂係統的，就不僅要有消費品市場，還要有生產資料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信息市場、房地產市場、產權市場等；所謂開放的，是說每個局部市場對國內各地區都是開放的，對國外也將是開放的，以逐步形成區域性和全國性的統一市場。第二，要依法管理市場，逐步健全市場規則和競爭機製。隨著政府機構職能轉變，政府在立法、協調、服務、監督等方麵有許多新課題和大量工作要做。政府做好了宏觀調控，實現了對企業的間接管理，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就都能達到良性循環。
問：在市場調控方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何不同？
答：在市場調控上，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搞得更好。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價值規律；還有一隻“看得見的手”，就是政府的幹預。如果說，“看不見的手”是“魔”，“看得見的手”就是“道”。在資本主義國家，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總是控製不住，這就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源。社會主義也有“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社會主義的優勢，理應在“道”上高於資本主義。所以，我們要強化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能力，強化對市場的監督管理；既要發揮市場的競爭機製，又要建立良好秩序，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抑製市場的消極作用，克服市場活動中的無序狀況。現在我們一方麵要學會駕馭那隻“看不見的手”，另一方麵也不要忽視了“看得見的手”的功能，即強化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這是社會主義的優勢。1992年鬧特大洪水，超過了30年代的災情，我們硬是動員全國力量戰勝了災害，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市場機製的核心是競爭。通過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規則，形成競爭機製。過去，一些企業常常出現市場疲軟、產品積壓的情況。企業為什麼產品壓庫還要盲目生產呢？原因是企業與市場脫節，沒有競爭機製，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資源的浪費，甚至使企業嚴重虧損，而無人負責。企業活力最終是競爭力，企業的競爭力要在市場無情競爭的風浪中逐步形成，經受考驗。在企業進入市場後，大家就必然要重視市場機製的作用。“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是在市場競爭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產品一旦滯銷，企業隻能從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或降低成本中去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市場活動是檢驗產品興衰的標準，外國人說：“顧客是上帝。”我們中國人說：“顧客是衣食父母。”本來企業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目的就是滿足社會和人民大眾的需求，有了需求，就有了市場，市場的活力是競爭。
誰都知道，中國11億多人口的市場十分廣闊，大有潛力，這也被世界各國企業家所矚目。我國企業的優勢和用武之地，首先就是最靠近這個廣闊的城鄉市場。當然，我們的企業也應當掌握國際市場行情，努力使適合國外消費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就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講，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區域化和國際化已經十分明顯，因此，我們的產品最終也必須拿到國際市場上接受考驗。為發展經濟，促進對外開放，增強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我國關稅稅則委員會自1991年以來，已多次調低進口稅率。1991年，調低了43個稅號的商品的進口稅率；1992年除相繼降低了3500多個稅號的商品的進口稅率外，還取消了對一批重要的機電產品、化學纖維等加征的進口調節稅。這些改革，將推動我國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的步伐，對企業來說，這是一些重要的信息。恢複我國世界關貿總協定締約國的地位，現在看，隻是時間問題。“複關”後會出現一些什麼樣的情況與問題，我們的一些企業還缺乏思想準備，隻想怎樣進入國外市場（這是對的）還不行，不能忘記了人家也可以打進來與你競爭（這是不能忽視的）。形勢逼人，這種形勢對我們的民族工業不能不是一個新的挑戰，隻有通過這種挑戰，才能增強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當然，國家會保護民族工業。當今各國都有自己的貿易保護政策，但保護也有適當的界限。正當保護同保護主義有區別。企業進入市場，有了用武之地，而究竟“武藝”如何，要看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因此，企業必須在諸如經營觀念、戰略選擇、研究開發、技術改造、企業管理、產品質量、產品成本以及廣告宣傳等方麵狠下功夫。生產方式上也要從習慣的單一品種大批量轉向多品種小批量生產；同時，對信息的捕捉、收集、篩選和處理都要跟上才行。麵對國際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我們的企業必須學會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兩套本領，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是企業，企業必須進入市場去舒展拳腳才能活起來。所以，進入市場是企業的一個新的課題，從企業改革角度來說，當前應著重注意些什麼？
答：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是貫徹《企業法》和轉機《條例》要堅定不移。《條例》是《企業法》深化實施的行政性法規之一，也是15年來改革的經驗總結，來之不易。貫徹中遇到一些困難甚至一些阻力是意料之中的事，問題是企業要敢於鬥爭，敢於“爭”權，敢於維護企業自身的合法權利，不能遇難而退，而是要知難而進，堅定不移，排除萬難，一定要把國家賦予的權利貫徹落實好，這個決心不能動搖。
二是要研究並切實解決產權關係問題。從各地貫徹《條例》的情況來看，產權關係不明晰，已經成為落實經營自主權的一大障礙。這個問題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理順了產權關係，才能真正實現政企分開。建立責任明晰的產權關係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所謂理順產權關係，就是說，企業作為法人有明確的企業法人財產和財產權。國家對企業財產的所有權，主要體現在國家占有（投入）資本金的數額上。國家財產一經授權企業經營，即轉化為法人財產，並以此承擔民事責任。國有產權，隻體現在其注入資本的量上，保值、增值是通過收益來體現。我認為，明晰產權關係，就企業來說，既要保證國家對國有資產的最終所有權，又要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就政府來說，既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需要調整政府部門之間的利益結構，便於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又要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真正轉換經營機製，充分行使經營自主權，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因此，必須做到政資分開。政資分開就是把政府的社會行政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管理職能分開，把政府的財政稅收和使用同國有資產的收益和使用分開，這樣政府在財產上才能把稅收與國有資產收益分賬管理。國家的財政稅收，主要用於保證國防、市政、發展教育等公共事業和社會福利方麵；國有資產收益，主要用於企業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結構和產業政策等有關擴大再生產的經濟發展戰略實施上。山東濟寧市對企業利稅采取“稅保財政，利活企業”的方針，把國有資產收益和使用的職能與政府的財政稅收和使用的職能分開，效果很好。實踐證明，利稅分開，經濟增長才能建立在良性循環的基礎之上。
三是在改革企業外部管理體製的同時，企業必須在內部管理包括內部經營機製改革上下功夫。一個企業能變不能變，根源在內部。現在有相當一批企業經營管理落後，必須引起重視。據大連市1993年對市屬92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分析，其中比較好的20家，占22%，這些企業的經營機製基本上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產銷率達到95%，資金利稅率在10%以上，固定資產淨值率在70%左右，年人均留利800元上下；經營一般的企業49家，占53%，這些企業經營機製還不完全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品在市場上尚可銷售，但不作進一步的調整則前途暗淡，目前經濟效益也較低；另有23家企業，其經營機製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這類企業占92家企業的25%，其產品結構急需調整，不僅效益低，許多還是虧損戶。企業效益差，在許多地方帶有普遍性，重要原因是管理問題。據有的地區調查，60%的虧損企業是由於經營管理不善造成的。企業要增加經濟效益，虧損企業要實現扭虧增盈，改善經營管理是一條重要途徑和有效措施。加強管理是項“笨”功夫，持之以恒才能見到成效，隻要功夫到家，就必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果。現實說明：在同樣的外部環境中，同樣的行業、同樣的裝備，但經營管理水平不同，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經濟效益就會完全不同。所以，企業要樹立向管理要效益的觀念，改變粗放性的經營，走集約化經營、靠內涵發展的道路。妥善處理投入與產出的關係，是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發展後勁的一個關鍵。要在發展適銷對路的產品，提高產品的檔次和質量，降低成本上下功夫，創造出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名牌產品，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企業領導者如果不在內部管理和經營機製上花力氣、下功夫，即使有了理想的外部條件，仍然擺脫不了落後麵貌，在複雜的市場經濟麵前必定要打敗仗。
問：麵對這樣一些問題，企業領導同誌重點應抓什麼呢？
答：我認為要注意三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可能在原有的產品經濟體製下進行，所以必須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十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沒有億萬群眾的思想解放，深化改革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時就提出來了，並作了許多探索，但都不成功。大家還記得50年代發動的“大躍進”和多種內容的“大辦”，幾千萬人大煉鋼鐵等等，意圖都是動員群眾發展社會生產力，但實踐證明這些並不是發展經濟的成功之路。發展生產力，毛主席認為不是少數人的事情，是億萬人的事業，是全黨全民的事業。可是直到他去世也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路子。這個路子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找到了，就是解放思想之路，改革開放之路，“在堅持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把千百萬人的積極性調動了起來，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這條路子是鄧小平同誌找到的。小平同誌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改革開放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生產力，把千百萬人卷進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大潮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會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企業要抓住發展生產力，去做最好最美的文章。
第二，建立市場經濟體製，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市場經濟，是人民政權領導下的市場經濟，最終目的是使廣大勞動人民共同富裕起來，不僅經濟上富裕起來，精神上也要富裕起來。共同富裕，是國家民族利益之所在，這一點要牢牢記住。有些人往往在這個問題上出毛病，走入誤區。在這些人的心目中，隻要經濟搞上去了就一好百好，管它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豈不知，經濟上去了，前途可能還是兩條。還有些人，視市場為萬能，隻看到市場的積極作用，忽視了它的消極影響。對於這個問題，江澤民同誌1993年5月在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成立10周年座談會上曾作過深刻的分析，他說，市場經濟是可以充分發揮千百萬人的積極性的，不管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都可以參與市場經濟運作，調動其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這是毫無疑問的。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製，加快發展生產力，可是另外一方麵，也不能忘記了市場經濟強調的是利益第一，個人第一。一個人或一個企業，過分強調個人或小集體利益，往往會走到唯利是圖，誘發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江澤民同誌提出，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提倡社會主義的精神品德與情操問題。總書記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大家知道，人有了錢，怎麼來用，品德、情操不同，行為則各異。有人有了錢做公益事業；有人腰纏萬貫，恣意揮霍，一擲千金、萬金，以至做損害國家、損害人民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個人是這樣，企業又何嚐沒有精神品德問題。企業發展了，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第一，還是隻顧利己，不顧全局、不顧國家民族利益？那種忘記了社會主義品德情操，從小集體利益發展到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企業還少嗎？我們要不遺餘力地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更要不遺餘力地進行精神文明建設，提倡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道德。強調物質上富裕，精神上更要富裕。道德觀念是市場經濟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國家要運用法律手段監督市場、糾正市場的某些無序狀態。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要遵守社會主義道德規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樹立正確的公民道德觀、職業道德觀和社會主義道德觀。要樹立人人都是服務對象，人人都為他人服務的觀念。使所有參加市場競爭的人，都必須遵守其道德準則。我們黨曆來主張在政策上要照顧個人利益，在思想上則反對自私自利，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提倡大公無私、先公後私的精神，提倡奉獻精神，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對企業領導同誌尤為重要。領導同誌要身體力行，要接受群眾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最後必然走向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