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是中國交響樂愛好者協會名譽會長，總是很有興致地去北京音樂廳、保利大廈聽音樂。他和老伴在家也時常一起聽音樂。他喜愛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肖斯塔科維奇、貝多芬、約翰·施特勞斯等人的樂曲。他說：“《藍色的多瑙河》百聽不厭，不知聽過多少遍。”
書法、詩詞皆是“童子功”
袁老的書法、詩詞造詣頗高。說起怎樣開始練字和寫詩，話就長了。他回憶道：
“我六七歲時，白天在洋學堂念小學，要寫毛筆字，晚上私塾先生教四書五經，也要寫毛筆字。我主要臨寫魏碑，學《龍門十二品》、《爨龍顏》。學魏碑的好處是能把字的架子拉開。念中學、大學時用毛筆就少了。到了延安，就是有鋼筆也買不到好一點的墨水，又拿起了毛筆。後來我長期工作忙，用毛筆時間少。前幾年退下來才又用毛筆。”
袁老豐厚的文學基礎也是在孩提時代打下的。“我爸爸喜歡四書五經，我的私塾先生是他的老朋友。有時先生的朋友們來，他們幾個人在一起講《春秋左傳》的故事，我靠著門聽，竟入了迷。爸爸的另一位老友是80多歲的書法家，每年春節前騎著小毛驢來我家寫春聯。這位老人喜飲酒，酒酣耳熱，圍一盆炭火，就給我們講《聊齋》故事。聽後，我再去看書，就容易看懂。小學畢業後，因戰爭耽誤了兩年，但這是古典文學讀得最多，收獲最大的兩年。《東周列國誌》、《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看了很多。私塾先生要求我把《論語》、《大學》、《中庸》都能從頭到尾背一遍，又學《詩經》、《唐詩三百首》。孫中山先生逝世時，小學老師教我們寫對聯，學平仄，學對仗啟蒙書《龍文鞭影》。‘五卅’大罷工，學校組織反日遊行，老師教我們用詩的語言寫標語、傳單。從此我開始動手寫新詩和舊詩，夢想長大當個文學家。”文學家的夢至今雖未能圓，但文學方麵紮實的基本功和文化素養在袁老的革命生涯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二·九”老前輩寄語青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血氣方剛的袁寶華奔走呼號，宣傳抗日。1934年，袁寶華從河南開封河南大學附中考入北京大學數學係，後轉入地質係。在北平，眼看祖國大地一塊塊被割掉，他痛不欲生，1935年，懷一腔愛國熱情，參加了“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籌建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加入“社聯”和“左聯”，1936年由共產主義青年團轉入共產黨，次年回到家鄉河南南陽，建立中共南陽特支、南陽中心縣委、南陽地委，領導抗日救亡運動。1940年按照黨組織決定，奔赴延安。無論在經濟部門還是在教育部門，這位兩袖清風、品德高尚的“一二·九”革命老前輩，始終關懷青年的成長。他在新年前夕，語重心長地寄語青年：
“青年是我們的未來。一帆風順不利於年輕人健康成長，經過坎坷、挫折、磨煉，才能真正鍛煉人的意誌，才能克服困難，攀登高峰，才能體驗人生的真諦。坎坷的經曆是人生的教科書。我很希望把青年教育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現在有些年輕人缺乏理想。沒有理想，我們的民族還有什麼希望。青年有遠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勇於獻身的精神，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