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是債務包袱。企業建新項目靠“撥改貸”。搞個像樣的項目，還款不知要到哪一年。而且過去的投資體製，隻管工程投資，不管流動資金。財政部門和投資部門都不管，企業隻好向銀行貸款。銀行的利息又高，企業苦不堪言。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結果是給銀行打工。企業陷入債務的圈子，一時拔不出來。鞍鋼能夠翻身，無非是免了25億債務。
第四個是價格改革過程中增加成本支出的包袱。價格改革勢在必行。企業主管部門就講了，價改的好處不能都留在企業，要收回一部分。可是，價改增加企業負擔的這一部分，卻沒人管。主管部門很輕鬆地講一句話：“企業消化。”企業消化談何容易？以冶金行業為例，1992年已經出台的和1993年即將出台的價改措施，鋼鐵企業要自行消化的負擔達90億之多。
價改的負擔，企業應當挖掘潛力，消化一部分。可是，國家也要照顧一部分。這就是說，這邊的價格放開，那邊也應當一定程度地放開才行。都壓在企業身上，最後必然會把企業壓垮。
第五個是賦稅重、攤派多的包袱。國有企業的所得稅是55%，這是全世界都沒有的。55%從何而來？據說是倒算過來的。需要從企業裏拿多少，就算出了個55%。這對企業確實是過重的負擔。
全國政協委員到江蘇去視察，就發現企業負擔過重的問題。常州的金獅集團1992年上交利稅6000萬元，企業留利100萬元，成何比例？根據過去做過的調查，企業留利一般占稅前的5%到7%的樣子。常州金獅集團的留利又是百分之幾？大約隻有1.6%，實在可憐。還有什麼能力進行技術改造和增強後勁。老實講，連簡單再生產也難維持。現實情況如此，但企業不願意反映，反映了得罪人。也不敢打官司，打官司可以贏，但像打麻將一樣，一把贏，把把輸，以後會吃不消。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如何進入市場？進入市場以後，又如何進行競爭？袁老一貫主張要反映企業的意見，說到“一貫”，袁老講了一段曆史。在國家經委工作時，有人就“批評”過袁老替企業說話。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細胞有了問題就會影響到肌體的健康。日本專家曾說過，中國政府對企業是父愛主義。父愛主義不能使企業充滿活力，無法在競爭中鍛煉成長。父愛主義來自政府對企業的家長製管理，企業沒有起碼的自主權。企業遇到困難，隻有依靠政府行使父愛主義來挽救它。
改革需要真抓實幹
今後的問題還要取決於觀念的轉變，仍如鄧小平同誌所講的：解放思想，換腦筋。辦法就是真抓實幹。首先要認真貫徹《條例》，把《條例》上規定的自主權不折不扣地放給企業，而不是放給企業的主管部門，也不是放給“翻牌公司”和“拉郎配集團”。
第二，轉變政府職能不能再耽誤了。時間就是金錢，速度就是生命。社會主義能不能站得住腳，關鍵就在於社會主義經濟能不能加速發展。
第三，立法要跟上。目前存在很多違反經濟規律的事，違反常識的做法，要想進行糾正，還沒有法律規定。
第四，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是要強化宏觀調控。不該熱的地方熱了，而且熱得燙手，為什麼呢？追根溯源就在於政府宏觀調控弱化。上邊不讓做的事情，下邊政府偏要那樣做。本來資金已經很緊張，下邊銀行照樣給沒有效益的單位進行貸款。銀行裏的呆賬，現在該有多少！
政府應當花大力氣建立和培育企業進行平等競爭的場所，就是市場。所以，經濟運行機製還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第五，技術進步和科學管理仍然是企業向前發展不可缺少的兩個輪子。要下決心減輕企業的負擔，使企業能夠有技術改造和開發新產品的能力。同時，要加強企業管理的基礎工作，推進企業管理的現代化。
最近，日本朋友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了一條很好的意見。他說，市場經濟不僅僅是無情的競爭，也不僅僅是按照市場規律辦事，而且還要強調職業道德，也要有道德標準，這往往是法律照顧不到的。企業隻有建立信譽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所有企業和所有的人都應具有社會責任感。真正把社會建設成為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采訪結束時，袁老揮筆寫下“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實事求是，不拘一格”16個字，勉勵《經濟導刊》編輯部全體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