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發生後，就有傳言，說是導致戊戌政變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凱告密。第一條做這樣記載的是民國時期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現將關於袁世凱告密一事翻譯如下）
八月初三日晚上，變法派人士譚嗣來到袁世凱臨時住地法華寺勸說袁世凱勤王，袁世凱佯作答允。初五日，袁世凱在光緒皇帝讓其回到天津後，立刻來到榮祿府中，說：奉帝手詔，令我把太後抓起來，把你榮祿殺掉。
榮祿驚慌，說：“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袁世凱道：“我這是特別來告訴您這件事情，以使您識破他們的奸謀，我們一起來保衛我們的太後啊！”
榮祿聽了，極為感動，當即囑咐袁世凱守天津，自己則乘火車微服入京，奔頤和園告之慈禧太後。
當時，慈禧太後已經躺在床上正準備睡覺，得知榮祿前來，召進內室，劈頭就問：“是不是康有為等人謀變啦？”
榮祿回答：“是。”然後就把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報告給了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大為惱怒，連呼“小子負心！”立刻命駕還宮，令榮祿準備調動軍隊。
但是，費行簡在說謊，或者說，費行簡隻是靠想象編織了袁世凱告密這樣一個故事。據史料記載，袁世凱在該年八月初五日上午快要十二點的時候乘火車離京，到天津見到榮祿時已是下午六點了。曾評點過袁世凱函牘的史學家駱寶善曾對袁世凱見榮祿的時間作了細密考論：“京來火車下午三點鍾到津，袁向榮祿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並不知情，他必須不顯山不露水地應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文武各級官員早已籌備了盛大的歡迎會。《國聞報》載所謂‘同城文武鹹往迎迓，一時頗為熱鬧’。袁要端起官場儀態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員們行禮如儀，請皇上、太後聖安，然後入茶座同文武官員周旋、寒暄，報告陛見盛況，宣講皇上聖德，然後告別，赴直督署。經查，天津火車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轎，大約近半小時路程。總算起來，袁從下火車至到達直署，確需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天津地區此時日落時刻為下午六點零八分。”
也就是說，如果榮祿不可能在晚上去北京告變。因為這個時間已經沒有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了。告密是來不及的。
但非得有人把袁世凱推到告密台上，於是，有了另一種說法。這種說法認為榮祿是通過電報的方式告訴了慈禧太後。本年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駐天津領事給日本外相發了這樣一份電報：“我從可靠方麵獲悉，中國皇帝突然被迫下野以及懲辦康黨，主要是因為皇帝在九月十九日（陰曆八月初四日）接見袁世凱時，密令他從小站派4000名兵士到皇宮擔任皇帝禁衛軍。在袁世凱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後黨分子直隸總督告密了，直隸總督立刻電奏慈禧太後，太後立即重新執政。”九天後，上海《申報》也不約而同地做了這樣的報導：“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補侍郎袁慰帥晉京陛見，康有為等曾奏請飭調新建陸軍三千人，入京圍頤和園，劫令皇太後改易服式，為天下倡，幸皇上天亶聰明，未為所惑，而慰帥微有所聞，即於初五日陛辭出京，密告榮中堂，電奏皇太後，宮寢得免震動。”
但從兩份資料內容上就可以看到，袁世凱得知密謀的經過居然不同，顯然都要歸於錯誤中去。不過，他們說是榮祿通過電報的方式電奏慈禧這一點卻是相同的。
在今天看來，電報不但合理而且很符合潮流，但在當時，榮祿卻不可能采用這種方式。這跟當時北京城內電報房的普及有很大關係。在當時，北京中央各部門隻有總理衙門和兵部設電報房，慈禧太後在頤和園，所以，如果電報發到這兩個的其中一個地方後，就必須要有人來把它交給慈禧太後。那麼，誰來完成這個任務呢，很可能是需要奕劻這樣的王大臣轉遞。
奕劻時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榮祿如果要發電報給他，應發往總理衙門。但總理衙門的保密製相當不完善，大臣張元濟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記述：“有一天，我到總理衙門事務廳（即收發處）去，發現公文堆裏有一封電報，簽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電報是給光緒的。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不由公使轉呢？照例這樣的電報應該立刻送給光緒的，但我一看，已經在事務廳裏擱了二天……衙門裏還有一個木櫥，擺著和外國所訂的條約。這樣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開，都可以看。這種腐敗的國家，哪能不亡國？”所以，榮祿為了保密絕對不會通過總理衙門去告密。況且，這自然不符合當時的大臣們的習慣，雖然已經設有電報房，但很多人都是通過人來完成信息的傳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