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898年的戊戌政變很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不久前，很多人都認為是袁世凱的告密而導致了這場政變的發生。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無論是被政變的人，還是發動政變者，甚至是當事人袁世凱都對那次告密事件“自說自話”。這是中國告密史上的一大疑案，也是告密史上最有趣味最值得研究的一段公案。
政變真相
對於大清帝國而言，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個很不平凡的日子，這一天，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至少在今天來看，所謂的變法隻是光緒皇帝的新派人士向以慈禧為首的老人們進行得革命。僅在三個月後，兩派人物就已經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勢。在這個月的十九日，光緒皇帝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堂官革職，第二天，就命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
老人們大為驚慌，在他們三個多月的觀察下所得出的結論，光緒皇帝的確是想革了他們的命。最感到震驚的是慈禧太後，他在當天就於頤和園中召見懷塔布，詳詢本末，然後令他與內府大臣立山本月的二十二日赴天津見直隸總督榮祿商量太後訓政之事。等於說，慈禧太後要把十年前交給光緒皇帝的權力奪回來。
慈禧太後這麵在做準備，光緒皇帝那邊自然也沒有閑著。變法核心人物康有為與譚嗣同建議光緒帝開懋勤殿，令維新人士入值其中、討論政事。大清一朝，康熙、乾隆、鹹豐三朝均曾在懋勤殿召對九卿科道。光緒皇帝是希圖以借開懋勤殿引入新人由此擺脫慈禧的控製。
但是就在本月的二十九日，光緒皇帝赴頤和園向慈禧請示此事，卻遭到慈禧的嚴厲斥責。這次嚴厲斥責的內容已不得而知。但就在第二天，光緒皇帝召見楊銳，交給他一道密詔給那些變法派人士，詔書中這樣寫道：“近來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
從密詔的內容來看，光緒皇帝已經感到了當下形勢的危急，而這一危急可能導致他的皇位不保。仔細讀這道密詔，就會發現，光緒皇帝認為引起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他欲開懋勤殿。在那次會麵中，慈禧不但沒有同意他的要求，還對他進行了威嚇。
此時光緒帝進一步感到自己和維新黨人處境危險，所以又發出兩道諭旨，一為明諭，一為密詔，令康有為迅速出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康有為不過一總理衙門章京，督辦官報也是小差事，但光緒帝卻發出一道明諭促行，並且還特別申明僅召見過康有為一次。密詔則要康有為“迅速外出，不可遲延”這兩道詔書說明形勢更危險了。
但真正讓光緒皇帝陷入危機的還不僅僅是開懋勤殿的請求，還有康有位一黨的徐致靖在這個月的二十六日所上的一道奏疏。這道奏疏的基本內容就是召見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袁世凱進京麵聖。
天津小站新軍是北洋三軍之一，並且是三軍中最精銳的一支。慈禧對北洋軍和京畿的防務非常重視，即使是在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歸政以後仍繼續控製著軍權，特別是在光緒皇帝開始變法後，慈禧對軍隊的動向始終密切注意。光緒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七日，光緒皇帝下令變法的第四天，慈禧太後就命令親信榮祿接替王文韶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領北洋三軍。隨後又任命親信崇禮為步軍統領，親信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鍵銳營。在經過這一番布置後，慈禧太後已經牢牢掌控了京城地區的防務，相比之下，光緒帝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軍隊首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