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擴招時一份專家在“擴招建議書”中列出過三大理由，其中一條就是關於就業的:“大學的擴大招生可使每年一百萬至兩百萬的新增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也就能在今後4年內給下崗職工騰出500萬至600萬個工作機會，換言之，失業人數有可能為此減少1/3。”可今天人們看到的卻並非如此，可見問題並不僅僅出現在教育上。
一方麵勞動力供給迅速增加，另一方麵經濟結構的變化使經濟增長並沒有創造出大量就業機會，這裏就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就業結構性矛盾。許多地方政府過於追求經濟增長率，追求大工業，采取的是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新近增加的一些企業和經濟項目非但不能增加就業，反而降低了其吸納能力，造成積重難返的“高增長、高投資、低就業”。
另外一個造成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是我們的改革是“有限改革”，原先體製中還有許多低效就業人員，在社會沒有創造出大量新增有效就業機會之前，我們不能過多過快地把他們推向社會。要知道，我們目前的社會保障係統還是相當脆弱的。這也使得一些原屬於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崗位無法充分釋放。
應當承認，高等教育出現的就業問題隻是經濟轉型中暫時的困難，從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正是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積蓄人才，就業市場受經濟的影響必然也會有波動。這種波動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在“就業”二字麵前，最為脆弱和受傷害的，還要數那些走出校門的女大學生。“大學生就業難，女大學生就業更難。”麵對種種性別差異，女大學生們要曆經重重關口和磨難，方能修成正果。《人民日報》記者張誌峰把這些歸為“五困”：地域之困、身份之困、麵試之困、青春之困和惰性之困。
一個極端的事例是這樣構成的。2003年夏季，23歲的2004屆醫科院校畢業生小美到北京等地實習。幾個月後，她所帶的積蓄快花光了，這時一個大學同學遊說她，讓她“陪客人”，說這樣掙錢既容易又快。她猶豫了一陣子，沒有答應。同學又勸，說在北京幹一個月後，就回家過年了，神不知鬼不覺的，還可以將家裏供她上大學欠下的債還上。經過近兩個月的思想鬥爭，2003年的11月19日，小美終於給同學撥打了一個電話。
在那個晚上，一個二十六七歲的男子成了小美的第一個客人，當這個男子知道小美是處女後，給了她400元錢，算是對她的補償。他勸她不要從事這行了，他可以幫助她找一份體麵的工作。但小美的姐妹“教誨”她：“找女人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騙了。”
“邁出第一步真的很難，那天我回到自己租的房子裏，感覺心裏很委屈，一個人躺在床上，號啕大哭了一場。但後來我一想，已經這樣了，隻好盼望著快點掙錢，快點回家，重新做人。”
小美第六次接客時，她與嫖客剛剛走到發廊老板提供的房子，鑰匙剛剛插進鎖孔，被北京順義公安分局的民警抓獲了。她被移交到鞍山市女子收容教育所改造學習。
被收容後，小美的父親和男朋友來看過她。小美說當時父親一句話也沒說，隻默默地看了她10多分鍾，然後偷偷地流淚了。“我發現，一夜之間，他的白發突然增添了許多。他給我買了一雙旅遊鞋，可能是寓意著讓我走新路。父親臨走時，說了一句：‘你在這兒好好待著吧’，頭也不回地走了。他不相信，我怎麼會走上這條路。”提起父親，小美的眼淚又像斷線的珍珠劈裏啪啦落下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怎麼會走到這一步。我的一輩子讓我自己毀了。想起噩夢一樣的經曆，我心中常常感覺到惡心，覺得要嘔吐。”
2004年5月3日的《南京日報》報道，據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統計數據顯示，該市共有18名碩士領取失業保險金。
失業領取失業保險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領取失業保險金是失業者的權利，與申領者的財產多少、學曆的高低無關。隻要在工作時，按時繳納了失業保險費，在失業時當然也就有權領取失業金。從這點上說，碩士生領取失業金本不是新聞。
但是碩士領取失業金的事實也真實地反映了目前就業市場的嚴峻，學校的培養和市場的需求脫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學曆人群並沒有理由不存在失業。高學曆不等於高收入和高就業的保證，就業市場是教育質量的試金石，學校如果隻單純追求有幾個碩士點、博士點，而不把精力花在如何培養學以致用的實用型、研究型人才的話，今天有18名研究生在拿失業金，明天就有更多的研究生、博士生拿失業金了。而現實是我們的高校隻注重教育產業化，一味擴招，把教育作為學校增收的手段，開課項目越來越和國際接軌，課程名目也一個比一個花哨嚇人，收費也是天價，而這樣的結果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讀出來的文憑，在市場麵前是那麼的不堪一擊。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源巨大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