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大學並非獨立地存在和運作，而是與其賴以生存和競爭的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競爭環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演而不斷地變化。計劃經濟時代，大學所麵臨的發展環境是“緩慢”而“連續”的變動，因此，大學完全可以憑借過去的經驗、上級的政策指令及直覺來洞悉、評斷和應付這種變化，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科技日新月異，尤其是WTO的加入，人們不再固守陳規，大學開始以“快速”、“大規模”、“不連續”、“跨越”的方式發展，許多變化開始變得難以預料、難以捉摸。
大學競爭的實質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轉化為人力資源、製度安排等方麵的競爭，沒有科學合理的人力政策和製度設計，就沒有高效合理的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也就不會有大學“持久性的競爭優勢”和“持續發展”的未來。所以，麵對這種異常而複雜的巨變，大學已無法僅憑過去的經驗及直覺判斷來應付，政策設計和製度安排為大學競爭提供了一種係統的，同時也更完善有效的方式來協助大學適應時代的新要求。
二、以“選”為特征的教師競爭
教師不僅是大學的必要資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資源。相對於其他資源而言，它之所以最重要，是因為教師是活的資源，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大學教師因其施教對象的特點，具有不同於中、小學教師的獨特角色定位。同時，大學教師兼負“高深學問”的傳遞與創造，是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一類職業者集體，是多個學術群體的集合。學術群體由從事相同或相近學科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教師組成，他們是大學從業人員中的主體力量。陳玉琨教授將大學中的學術群體的特征歸納為：
（1）穩定的學術成員。組成高校學術群體或梯隊的成員大多相對比較穩定。學術群體的相對穩定性，一方麵表現在同一代人由於研究方向的相同、學術觀點的相近而協作攻關及堅持鞏固已有學術見解；另一方麵表現在下一代人繼承與弘揚師承的學術觀點，從而使得這些學術群體經幾代相傳保持相對穩定，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和凝聚力。
（2）權威的學術代表。一般來說，高水平的學術群體都有權威性的代表人物。這些人中，有的是這個團體的創始人或學術領袖，有的是不同曆史階段發展過程中的有所建樹的出色學者。
（3）廣泛的學術影響。學術群體的學術影響一般通過著書立說或在學術爭鳴中得到迅速的傳播。在這種傳播中，學術派別和學術觀點的影響超越了區域和年度的界限。由於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因素，有時有些學術派別的觀點會“虎踞龍盤”、“獨霸一方”。眾所周知的中國儒家思想就使中國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由此可見，學術影響的廣泛性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有表現。
在現代社會，大學完全擺脫了在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封閉特征，成為新科學、新思想和重大技術發明的源泉，處於影響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戰略地位，國家的發展成為大學教學與科研的出發點與歸宿。因此，世界各國都紛紛采取措施加強對大學和大學教師隊伍建設的支持和幹預。
案例：北大20餘教授“降級”，近百教師被“高聘”
北京大學去年全校有20多名教授在受聘時被“降級”，與此同時近百名教師在崗位職務上被“高聘”。北大人事部部長周嶽明表示，按照該校實行的“九級崗位聘任製”，教授須“有為”才能“有位”。
對教授“降級”的正確提法是“崗位調整”。據介紹，為了完善人事管理製度，1999年9月北大正式推出了以“淡化身份、競爭上崗、擇優聘用、能上能下”為核心的“九級崗位聘任製”，即將所有崗位分為A、B、C三類共九級，A類崗位為校級關鍵崗，B類為院係重點崗，C類為基礎崗。9級崗位的全年津貼分別為3千元至5萬元不等（不含基本工資等），第1級和第9級的津貼相差近17倍。過去3年中，北大每年都有一批教師“高職低就”或是“低職高就”。教授被“降級”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受聘者沒有完成或沒有能力完成指定任務；二是由於任務變動，受聘者完成原有任務卻沒有申請到新一輪任務，或是本單位的工作任務有變動，這不屬於個人原因；三是由於體製內的競爭，在有限的額度下盡管受聘者的任務完成得也不錯，但新人的表現更出色。
——《教育文摘周報》，2003年2月12日
我國傳統的大學用人製度過於僵化，教師基本享受終身製，極大地限製了人才的流動和更新，大學甚至成為養“懶人”的地方。建立以“選”為特征的教師流動機製，既能增強校長和教職工“在崗”的危機感，又給“下崗”和“待崗”的職工再培訓、再教育的壓力，也有利於完善分配和激勵機製，打破論資排輩，任人唯賢，有效降低管理中的監督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學術水平。另一方麵，以“選”為特征的教師競爭機製，將打破地域、國別的限製，有助於在更廣闊的範圍，以更開闊的視野遴選優秀人才。上述二者若有效結合，將掀起大學教師任用製度的一場革命，從而實現大學教師——這一最重要的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案例：“985”工程的人才衝擊波
·2001年，清華大學聘請美國工程院士Salvendy教授擔任其新成立的工業工程係的掌門人。此舉向社會昭示一流大學重在彙聚一流學術大師，也昭示著在“985”工程推助下，21世紀的中國對知識和人才更為尊重。南京大學“學科特區”建立後，美國著名研究機構研究員高翔賣掉了其在美國的住房，到分子醫學研究所落戶。他說：政策引人、事業引人、情感引人，自己心甘情願到國內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