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恩曾形象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離開製度的資源配置，就像沒有筋脈的血液循環一樣。”市場力量是20世紀中葉以來影響大學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競爭理論不僅使得國家在製定高等教育政策的影響力方麵發生了變化，而且令大學在建立現代大學製度的理論基礎方麵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政策實踐中，由以前主要依據比較優勢的理論轉變為注重規製競爭，以及規製與機製的全麵創新競爭的思想。
一、傳統大學製度的主要缺陷
（一）傳統大學製度供給能力低下
從大學的發展曆史來看，有人認為，“雖然市場力量介入大學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但如果把大學發展完全交給市場力量支配，那是極其危險的。大學要想不完全為市場力量所控製，就必須有對市場的製衡力量，大學自身的精神力量是不可忽視的製衡力之一”。
其實，除此之外，完善的現代大學製度也是保護大學與市場製衡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通過進一步研究，有人認為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嚴重短缺，一方麵來自社會的巨大需求，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麵來自高等教育體製形成的不利的供給效應。這種供給效應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潛在供給能力，加劇了高等教育的短缺。我國高等教育體製具有負供給效應，它的產生與高等教育體製中限製教育資源流動、限製教育競爭、導致資源配置失調、壓抑學校和教職工積極性、保護落後、造成資源浪費等諸多因素的存在有關。高等教育體製負供給效應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潛在供給能力，加劇了高等教育的供需缺口。降低高等教育體製負供給效應和優化供給，必須進行高等教育體製創新。
所謂供給效應是指生產技術、生產成本、經濟政策、經濟製度等各種非價格因素對增加或減少總供給所產生的影響。經濟學中，供給效應與需求效應相對應，需求效應是指上述因素對增加或減小總需求所產生的影響。供給效應分析是供給學派區別於凱恩斯主義從需求方麵來研究經濟政策影響的方法與思路，主張從供給方麵來研究經濟發展。供給效應有正、負和零之分。當上述某種因素帶來總供給的增加時，表明這種因素具有正供給效應，反之具有負供給效應，如果對總供給不產生影響，則具有零供給效應。供給效應引起供給的增減不是由於價格變化引起，在供需曲線圖中，這種效果表現為供給曲線的移動。
（二）千校一麵：製度上的“複製”與“克隆”
不可否認，所有院校都在努力提高辦學水平，增強學校的辦學實力，但由於學校自身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國家適用的政策和投資力度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各高校不可能也不宜采取統一的發展模式，否則將不可避免地陷於低層次重複建設，造成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一些大學在簡單“複製”或“克隆”名牌的過程中漸漸淡忘了學校、學科的特色與形象，一味“大而全”、“無我”地追趕潮流，迷失了發展方向，培養出來的學生千人一麵，學科建設雷同。因此，大學在“多樣化”的進程中，應當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不應追求“大而全”或“高大全”，應重視最能體現學校自身形象的因素，如教育教學水準、科研成果等，找準了突破點，才能牽一發而動全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麵對當前形勢，各高校首先應進行科學的定位，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避免盲目跟進，陷入欲速則不達的境地。
特色和優勢是學校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保證，擁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是大學立於強校之林的基石，是學校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即使是國際上知名的大學，也都十分注意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特色，並以此形成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比如：哈佛大學的商學、政治學；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電子工程；麻省理工學院的電機工程、計算機工程；霍普金斯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劍橋大學的物理；牛津大學的古典文學等，它們無一例外地以其實力和水平支撐著學校的“霸主”地位。再如：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僅12年，但由於揚長避短，重點發展納米材料研究，取得了國際高教界矚目的成果，大大提升了該校的學術地位和國際知名度。由此可見，大學要在知識創新過程中有所作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須形成和保持鮮明的個性與特色，以特色取勝，在競爭中才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現代大學製度的價值取向
道格拉斯·諾斯指出：“製度是一個社會中的一些遊戲規則；或者更正式地說，製度是人類設計出來調節人類相互關係的一些約束條件。”被認為與“製度”相並列，並且規定著大學製度結構的要素之一，是“價值取向”。因此，我們決不可輕視作為產生製度多樣性的源泉之一的價值取向的重要性。縱覽世界上其他國家落後地區的發展經驗和曆程，我們發現地區的自然條件並不能成為限製或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製約發展的決定因素往往取決於非物質因素。換言之，治療貧困的良藥不能完全靠外部輸血，增強自己的造血功能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作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原動力之一的大學在提升非物質因素方麵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理性地分析大學製度的價值取向十分必要，回顧大學演進的曆史，筆者認為在大學製度背後主要存在如下四種價值取向：
（1）國家本位論。它以“人力資本論”和“國家危機論”為思想基礎，視教育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認為大學在本質上是服務於國家和民族的，把大學作為擺脫國家危機的“工具”，開發人才的孵化器，實現社會公正的“手段”，有效投資的“產業”和社會發展的“軸心組織”機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人才和思想庫，國家理應為學術活動提供各種保障。因此，國家有舉辦高等教育的義務，應當為其提供資金，設立大學機構。就管理權限而言，強調國家的統一調控和大學的服從。但是，也存在容易阻礙甚至壓製大學製度創新活動等弊端。
（2）學校本位論。學校本位論的教育價值取向是以傳統的大學觀念為基礎的。即惟學術是重，較少關心社會的要求，大學存在的依據既不在於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求，也不在於全民族的發展與提高，而在於學術。以認識論為其發展的評判準則，將注意力主要放在大學發展的本身，以“學術殿堂”自居，強調為學術而學術的原則，主張學術自由，較少重視大學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3）能力本位論。大學競爭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它將過去國家政府的計劃配置轉變為由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來配置；作為一種教育運作方式，它由過去主要圍繞國家政府自上而下垂直地運作變成以國家計劃為主和圍繞市場與社會平行地運作；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它由過去的縱向垂直的社會關係變成縱橫交織的矩形型的社會關係，亦即由以單一的國家中心論而發生的社會關係轉變成國家中心論、社會中心論共存的社會關係。所以，大學競爭的價值觀也由過去的權力本位論和工具本位論轉向“以人為本”和能力本位論，它反映了市場競爭的實質不僅是能力的競爭，而且更是能力本位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或理念的競爭。
（4）市場本位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和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大學教育的價值取向也正在發生著重大變化，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開始注重大學與市場的關係。競爭、自治、質量、效益將逐漸演變為大學教育思想中的主導觀念。但是，現階段大學教育仍為一種社會稀缺資源，伴隨擴招力度的加大和大開發的深化，教育經費短缺現象加重，政府和納稅人倍加珍惜有限的教育經費是否“物有所值”，更增強了競爭觀念和質量觀念的現實性和迫切性，以新經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視角重新審視高等教育，鼓勵通過競爭提高教育的質量和聲譽，獲得較多的經費，吸納優秀的師資和良好的生源。同時，也要求減少國家對學校的幹預，給大學更多的自主權以確立大學的競爭主體地位。
綜上所述，四種不同的大學教育價值取向均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並程度不同地促進了當時高等教育的發展。同時，特定的大學教育價值取向是以當時所麵臨的主要問題為其出發點的，是強調和偏頗並存，既有所側重，也有所忽視，難以兩全。其實，如果我們把視野拓得更寬一些，就不難發現，中國的整個現代曆程，基本上是由“精神之用”到“經世之用”的，無論是清末的“師夷製夷”之說，還是“五四”時期矯枉過正式的反傳統主義；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的“大煉鋼鐵”、“趕英超美”，還是60年代的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中西之辯”的挑戰應戰模式，還是90年代的“經濟轉軌”、“高校擴招”、“西部大開發”，抑或是21世紀初的“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均程度不同地間接反映出宏觀管理製度背後的價值取向。基於此，大學教育宏觀管理體係到底如何構築，是針對本校的特性和教育自身的問題，有選擇地改革，還是一味地對西方發達國家欠發達地區大學教育宏觀管理體係直接移植和模仿？
筆者看來，大學管理製度的價值建築，既應直麵當下的時論，又要鳥瞰宏觀時空的曆史研究；既防止市場的盲目誘導，摒棄短期行為，又必須遊離出政府附庸的角色；既應投身高深學問的探究，又應直麵市場，參政議政，批判社會，引導社會，做社會發展的燈塔；既應滿足社會和個人對大學教育質量的需要，又要在尊重合目的性和高等教育規律的前提下考慮到利益法則，追求講質量的發展速度。因為，價值重構的成效不僅關係到學校的利益，也涉及顧主的利益；不僅可以帶來物質利益，也可以產生精神利益；不僅關乎國家、民族的利益，也直接影響著教育消費者的前途；通過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大學教育進行宏觀指導，在以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對高等教育需求的拉力下，呼喚對價值重構的主體意識，充分利用經濟杠杆、法律手段和輿論監督的作用，發揮市場競爭和政府宏觀協調的功能，構築一種基於“教育規律x利益法則”的利益機製之上的“自主辦學、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大學製度的價值體係。
三、不斷完善與創新：大學製度的有限合理性
一個有效率的製度最根本的特征在於：它能夠提供一組有關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規則，能為一切創造性和生產性活動提供最廣大的空間，每個人都不是想方設法通過占別人的便宜來增進自己的利益，而是通過增加生產，並由此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即所謂“帕累托效率”。
事實上，如果我們環視一下身邊的製度，就不難發現大學是在怎樣利用靈活而又牢固的製度彌補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的。
進化博弈中的有限合理性，通常由以下三要素組成。
（1）慣性。在進化博弈中，參與者每次都要以某種特定的戰略參加要素博弈，由於戰略的變更會伴隨著成本的附加，故而難以認為所有的人每次都要變更戰略。在模式上，因為社會中總有一部分人在改變著自己的戰略，從而社會中的戰略分布也漸漸地被調整。我們將這種過程稱為慣性。
（2）近視眼。當某個人變更戰略時，總是將現在的戰略分布作為已知條件，然後變更到與此相對應的一種最佳戰略中。我們將這種行為稱為近視眼。當所有人都如自己那樣將現在的戰略分析作為已知條件而改變戰略時，那麼自己周圍的戰略分布就會改變，所以真正的最佳戰略與現在的戰略分布為已知情況下的最佳戰略是不同的。所謂的近視眼，就是參與者對這種情況不予考慮的行為。但是，在戰略分布緩慢變化、慣性發揮作用的世界裏，近視眼式的行動也可能是合理的。
（3）試錯法實驗。社會中具有革新意識的人們也許會不僅僅拘泥於最佳戰略，而是去嚐試各種各樣的戰略，而且，每一次都會有一部分人發生替換，也許能夠出現一些與現狀不相適應的新戰略的新生代。我們將像這樣曆次打亂既存戰略分布的因子稱作試錯法實驗。
當人們的策略僅因慣性和近視眼而進化時，我們將此種動力稱為最佳響應動力。
四、製度與曆史路徑的依賴性
長期以來，高等學校始終將財物的保障視為教育質量保障的基礎，卻忽視了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製度的作用。然而，在社會轉型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過程中，轉變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製度創新正悄然演變為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新的增長點。
從一定意義上說，拓展和轉變高等學校教職員工的教育思想觀念，就等於擴大了學校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邏輯上講，教育思想是影響決策的主要潛在因素，不同的教育思想導致不同的決策。成熟、先進的思想產生成熟、適宜的決策，從而引導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提高；不成熟、落後的觀念產生失誤的決策，隻會將學校引入發展的誤區。所以，教育思想是教育質量保障的導航器，對保障教育質量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建構教育質量保障體係，教育思想的更新和轉變須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