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相比較師範大學在經費支撐上差別很大，這種嚴重落差，使師範大學在與普通非師範院校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四）社會地位的效應性
師範大學的社會地位偏低：第一，教師的社會地位未完全被承認，人們對教師職業歸因偏差；第二，教師工資等生活待遇低，缺乏吸引力；第三，就業沒有選擇餘地，路徑單一；第四，缺乏名牌效應，考生往往被動應考，沒有內在動力。非師範大學社會聲譽高，吸引力大：第一，就業麵寬，職業選擇的自由度大；第二，學科門類多，專業麵寬，科研的高、精、尖、新程度高；第三，名牌學校多，名牌效應大，一般比師範大學條件優越，考生往往主動應考。
以上情況說明，兩類高校的社會地位產生的社會效應反差很大，優秀考生大都慕名非師範類高校，不願報考師範院校。
（五）服務範圍職能的不同性
師範大學學生的服務範圍和職能：其一，限製在教育戰線之內；其二，隻能當中學教師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教師；其三，教書育人，為基礎教育服務。非師範大學學生的服務範圍和職業沒有嚴格限製，一是服務範圍廣、口徑大；二是有充分發揮專業特長和個人才華的選擇餘地；三是繼續深造、出國創業、就業的機會多，有利於個人後續發展；四是容易出創造性的新成果，做出新貢獻。因此，服務範圍的狹窄和職能的單一，也使得高師院校缺乏競爭優勢。
（六）回報慢與效益差的必然性
師範大學學生的回報與效益：其一，回報慢且不明顯，是一種隱性的回報，無法用定量的方法計算；其二，回報效益低，周期長，無法用經濟指標衡量，隻表現為一種社會價值。非師範大學學生的回報與效益：其一，一般來說回報快且比較明顯，是一種顯性回報，可用定量的方式標示其貢獻率；其二，回報效益普遍高，周期短，可以用經濟指標衡量，表現為一種經濟價值，往往一項發明，一項研究成果就能取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如北大方正、清華紫光等。
以上可以看出，師範大學回報社會的周期長、直接效益差、經濟價值小；非師範大學回報社會周期短、效益高、價值大，創造的直接社會物質財富多。因此，師範大學在競爭中處於劣勢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提高師範大學競爭力的對策
弄清了競爭劣勢的成因，我們對師範大學如何辦的問題才能提出針對性對策。這裏首先要解決一個思想認識問題，就是在麵向21世紀的高等教育中，高師院校還要不要繼續辦，如何辦？以及最後的歸宿是什麼？我們認為，根據我國國情，師範大學在近些年內還不能完全取消，必然繼續辦。但是從現在起，不能再按傳統模式和思想去辦，必須從市場經濟的實際需要和21世紀教育發展的全球化趨勢出發，站在培養新型教師的高度，來辦現代化的高師教育，通過改革、轉型，最後同國際高等教育自然接軌，把我國的師範大學辦成融學術性、師範性於一體的現代綜合大學。
（一）體製外增長與體製內增長並舉
所謂體製內增長，就是通過提高現有高師教育機構的資源利用效率，擴大內涵發展。體製外增長，就是通過發展多形式的高等師範教育，特別是在非師範院校辦教育學院，在現有體製之外擴大高等師範教育範圍和規模，使單一辦學體製向複合辦學體製轉變，逐步增強高師教育的學術性和科研能力。為了減少高等師範教育體製改革的阻力，采用“雙軌製過渡”，“在靠現有體製最近的地方”增長，不失為我國高等師範教育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式。其基本思想可概括為：在舊體製存量暫時不變的情況下，增量先行，在增量部分首先實行新體製，然後隨著新體製部分在總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斷加大，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逐步改革舊體製部分，最終完成向新體製的過渡。這樣，在過渡期內，既可以保證師範大學的主體地位，又可以實現軟著陸，防止大起大落。如英國，為適應社會對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用增設機構、增加高等教育類型，而不是用簡單地促進現有機構發展的方法，來對現代的挑戰作出比較有效的調整”。
（二）建立西部教育補償投資區
對於西部地區，特別是地處老（區）、少（少數民族）、邊（疆）、窮（幹旱貧困）的省份，現階段應以補償性發展為主。縱覽世界高教發展史，“二戰”後世界高等教育發展主要表現為補償性發展和適應性發展兩種方式。高等教育的補償性發展，是指高等教育在較低的起點上，為了彌補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所采取的快速、急劇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具有補償的性質。另一種是適應性發展，是指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沒有受到外力壓抑和扭曲的條件下，教育發展合乎邏輯地延續和增長。補償性發展是一種過渡性的、有限的發展，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當高等教育的發展達到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相當的某一標準時，補償性發展就為適應性發展所代替。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促進不發達地區的教育時，曾有許多成功的補償性發展的案例。如美國對於處境不利地區的少數民族，開展了“補償教育計劃”，英國開展了“教育優先區”，中國台灣地區推出了“教育優先發展區”等，都體現了補償性投資政策。我們認為，不妨在西部地區設立教育補償投資區，先搞試點、總結經驗、樹立樣板、全麵推廣。隻有積極的投入差別補償，才有可能實現公平。隻有將西部教育優先發展區的問題，提高到政治高度去認識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給予足夠的補償投資，才有可能逐步實現東西部地區的平等競爭和經濟的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