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梁漱溟等所推行的鄉村建設運動最終未獲成功，但是他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一命題的揭示，以及對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的肯定和在此過程中所做的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探索，對於今天來說都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停滯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學遭到冷遇。相應地對社區的研究和建設也逐漸被對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街道居委會體製的研究和建設所代替。1954年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通過了《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和《城市居委會組織條例》，創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街居體製，這就是闡明了居委會是群眾自治組織，不是政權組織，街道辦事處是市或區政府的派出機關。1958年以後受到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影響，各地街道辦事處也紛紛改為人民公社，市區政府也將部分職能下放到了街道，街道和居委會管理職能擴大了，從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到發動居民參加各種群眾運動以及發展街道經濟等各種各類工作都由其承擔，從而形成了我國的特有的街居體製。
從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充滿曲折的時期，這一時期許多理論研究都遭受到挫折破壞，同樣的“社區”研究也未受到重視甚至被迫中斷，根本聽不到社區服務、社區建設等概念，以至於改革開放之後，人們對“社區”都很陌生。
三、恢複時期
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為社區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使我國的社區研究得以恢複並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
1979年鄧小平同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裏，講到了社會學，並說：“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這可以說是對社會學這門學科在學術界地位的肯定。社會學在重新獲得合法地位時，實質上是要在中國土地上從頭建立起一門符合當前新中國需要的社會學。[費孝通：《開風氣育人才》，《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
1979年3月15日召開了社會學座談會，決定成立中國社會學研究會，並通過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工作條例（草案）》。選舉出的第一屆理事會由50名理事組成。其中費孝通為會長，田汝康、陳道、杜任之、李正文、羅青、林耀華、雷潔瓊等七人為副會長。3月19日，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舉行了第一屆理事會，決定成立研究會的辦事機構，由王康任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會務。這次社會學座談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這次會議為打入冷宮近三十年的社會學平了反，恢複了名譽，並對50年代初取消社會學種種理由從理論上進行了澄清。會議還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以及在大專院校建立社會學係的工作進行了籌劃。因此，這次社會學座談會的召開及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成立，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學恢複與重建工作的開始。從此，中國的社會學事業走上了一條雖充滿艱辛，但卻是健康發展的道路。
隨著社會學在中國的重建，對社區建設的研究也開始恢複了。新時期我國的社區研究和發展，是隨著經濟、政治體製改革而逐步深入的。80年代初我國的社會學恢複伊始，社會工作工作者就開始深入農村、城鎮進行社會調查研究，許多高校和各省市科學院、研究所共同進行了多方麵、多層次、多角度的合作研究，擴展了社區研究的領域，推動了社區建設的蓬勃發展。
四、發展時期
我國的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農村社區各方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加強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村級采用直接民主選舉，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依法治村等，使改革不斷深化。當農村改革推向城市之後，單位和街道組織已經無法滿足居民的日常服務需求，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交流方式、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諸如“單位”功能逐步弱化、社會組織日益複雜、人口流動不斷加劇等等現象。所有的一切，都對城市基層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