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力長征，盡複失地，雪恥報國，乃未幾以《塘沽協定》聞，政府更派大軍十三師薄宣化，天下訝然。而公則處之坦然，乃通電解兵，與愛國軍民別矣。自是國內遂無複有舉抗日之旗者。
據《察哈爾抗日實錄》
在上海與各報記者的談話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為雲南護國討袁起義紀念日，回想前塵，忽忽十七年矣。當時在革命建國，為時尚近，人人對於實行民主，複興中國抱有極大熱情，各省軍民首領對於自身人格觀念，亦能鄭重自保，不甘屈身權貴，降為家臣，對於全國人民惟自由平等之是求，初無何等之歧視。故餘等仗義呼號，聲應四至。惟舉兵邊遠之區，終能褫袁氏之魄，使共和國體複保安全。此非區區強兵勇將所能致，實為民心民氣之向背。假使今之黨人，猶能保持昔年之開國精神，使同黨複歸團結，國人得盡其智能，則敗壞之國事仍可以挽回也。餘衰老無補時艱，愧對蔡鬆坡、唐冥賡、劉如周、羅熔軒於地下矣。
據上海《申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中山文化教育館紀念二周年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
今日開會，為時甚久，已有人緩緩的（地）走了，現在我又要說話，未免討厭。但我有個申明，我的話不過五分鍾，也不是放大炮，請各位稍安心。我要說的，或為諸友所想說者也。我本來是個不善說話的人，但有時亦愛說。我兩年以來，臥病海上，時常接得同誌書，勸我少說話，靜心養病，故年來遂遵同誌之勸，緘默寡言。但又聞中央諸友意見，甚盼各地同誌有話到中央來說。我今天既不易來到中央，當然不能不遵中央意旨，來說幾句話。
我此次扶疾入京，參預大典（指參加孫中山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見黨中同誌鹹抱憂國之念，努力於救國工作，欲求得民族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實在是歡喜佩服。但我想這件事，實在是難得很。若以譬喻來說，則就是要起死人而肉白骨了。這句話原來是春秋人的一個譬喻，但現在非實在有此能力，即不能救國。這種世上所無的事，也不是絕對做不到的，不過庸醫辦不了，一定要有個偉大蓋世的名醫乃能做到。這非博士孫逸仙不可，非總理複活不可。我們大家固以信徒自居者，亦曾研究三民主義與政策，何以不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而必雲須先賢再世者何也？以總理能做得到的，我們不能做到故也。請申其說。總理有大無畏精神，而我們無有也。總理這種精神隨時隨地皆有充分的（地）表現。總理若在，北伐當然成功，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敢若此橫行，或亦不至若此無禮；縱使事出意外，總理必有方法應付，必有毅力抵抗，決不至陷於今日之危險。而我們現在如何？此其一。總理有博愛精神，而我們無有也。總理這種精神自大處言之，要在國際上求自由平等，並扶助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亦得到國際上之自由平等；自小處言之，必能使國內之法律與政治一律平等無疑。而我們現在如何？此其二。總理有謙德，而我們無有也。
總理這種謙德，在三民主義敘言“匡補闕遺，更正條理，屬望於同誌”數語，已能看出，而總理確守天下為公之古訓，萬事決於公論之誠意，更無俟於言。而我們又如何？此其三。嚐聞本黨同誌演說雲，國家危險，我們須努力挽救，務使中華民族在國際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慷慨激昂，大聲疾呼，能無欽佩。但從未聞其方法如何？請各位同誌看看總理遺像下懸的遺囑，明明指示吾人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現在喚起民眾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乎？共同奮鬥乎？此其四。總理精神、謙德及所示辦法如此，我們一點都學不到，一樣都做不到，國家何以不危險？還來說什麼救國，可恥可恥！所以致此者，以本黨同誌窮不失義，個個都做得到，達不離道，沒有一個做得到，此其故也。故烈鈞以為我們要想救國，必須先學總理之精神與道德，及切實遵行總理所示諸辦法，乃克有濟。雖然，由中山而來至於今，方十年耳，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中山陵墓即在紫金山，高山尚可仰止，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本黨同誌知必有興起之者雲雲。
《李烈鈞之言論》自序
（一九三五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