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各位同誌：烈鈞前月奉召來京，參與中央的會議。到京以後，得領受本黨各先進的教言和各同誌誌趣的堅定，烈鈞覺得非常愉快。當時烈鈞有一個提案貢獻中央，承蒙中央分別采納，相機實施，烈鈞覺得非常榮幸。以後看到時局的變化益劇，日人的橫暴野蠻，一天加重一天，北方的形勢，一時陷於緊張的狀態，所以想到北方遊曆各處，以宣達中央意旨，使全國抗日的精神，趨於一致，抗日的力量，趨於充實。烈鈞到了北方，看到北方人民的抗日意旨，非常堅定，殺敵將士的氣態，非常壯烈，尤其是蔣委員長北上誓師抗日以後，前線的軍事，有很好的配置。因此抗日的形勢，益加鞏固，始能按照計劃，積極進行，前方的軍事，很可以樂觀的。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防守平津的問題，是要奪回熱河的問題，收複東三省的問題。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不顧到政治的問題了。但是收複熱河和東三省，是要靠誰呢？靠日本軍閥覺悟嗎？這是緣木求魚做不到的事。那末，就要靠我們自己了，要我們全國一致團結起來，同心協力，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現在救國的方法很多，但是有兩件事，是人同此心的。
（一）收複失地。這一次宋哲元、孫殿英的軍隊，雖取得了一時的勝利，而要取得永久的勝利，還在我們自己一致團結，發揚中華民族的精神。據烈鈞看起來，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在博愛和自愛；博愛是為人打不平，自愛是自己求平等。先從求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後方可以打破對外的不平等。這是一點。
（二）安內攘外。在國家統一地方安定的時候，內無土匪的猖獗，共匪的擾亂，彼此一心一德，則外患侵淩，國難發生，自可以一致攘外。但是現在的時勢，正與烈鈞所說相反，人心惶惶，閭閻不安。故安內攘外，先必安定人心，使全國人民，有參與中央政治的機會，然後才可打破難關。但如何可以達到此安內攘外的目的呢？就在本黨同誌要有拿破侖和林肯的精神，田單複齊的誌趣，共同一致，才能把危險的局麵捩轉過來。
據國民黨《中央黨務月刊》第五十六期；上海《申報》（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與記者的談話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人自奉召入京後，即與中央各同誌研究挽救危亡方策，各位同誌均能掬誠相商，誠為好現象。嗣以熱河告急，本人極為關懷，仍（乃）決意北上。不幸途中，即聞承德失陷消息，中心如焚，益增焦慮，愧無隻兵可用，以與暴日相拚於前方。至太原晤閻百川先生數次，閻先生抗日態度異常堅決，並謂三晉健兒十萬，必使其站在抗日的第一線，所部已全體動員，開抵察邊。有人常謂，晉省軍隊萎弱，其實不然，如最近在冷口屢挫暴日之商震部，固晉軍也，其他如傅作義、李服膺、楊愛原諸部，均甚可靠。倘日軍西犯，必予以重大打擊。嗣由太原，乘汽車至張垣，晤布衣馮煥章先生。馮先生豐采，一如往昔。關於抗日，馮先生的主張是積極的，強硬的，決不主張固守。至報章屢傳其有晉京消息，馮先生一再表示，抗日須站在前方，要與敵人真殺真打，蓋渠頗不願躲在後方避難也。中央對渠之陳，尚在考慮中。現日軍亦有意侵略張垣，馮先生即將處在火線矣。
本人鑒於國難日亟，若不全國人民團結，國亡實無日矣，乃建議開放政權。在保定與蔣委員長已屢談及，蔣介石亦深覺過去之錯誤。故本人至京後，正式提交中政會（中央政治委員會）。汪先生（汪精衛）及各同誌，均讚成此議，乃決定七月一日召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將使中央政權真正操於國民，同時集中全國人才管理中央政權。內既團結，外侮自易禦也。
據上海《申報》（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
在上海各團體聯合會國民禦侮自救大會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自九·一八沈變發生，國民受空前刺激，理應一致共赴國難，無論能力大小，權力有無，均應各盡其才，各致其力，團結一致，以挽救國難。此本全國國民一致之要求與呼聲，執政者亦以之為號召。而事實上乃愈說團結，而愈益分離，自黨內以推及全國民眾，莫不如此。可見求團結之實現，非空言所能成就，必求適當之方法，即根本改革政治製度與堅決抗日是也。
中日爭端，決非一二年短時間所可了結，最短亦須十年八年，甚或須二三十年，或竟延及百年。以如此關係國家存亡之責任，獨由國民黨負之，無論國民黨黨員不盡為聰明睿智之士，即悉為一時上選，全國黨員數不過四十萬人，僅及全國人口千分之一，決不能謂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無複人才也。其遺棄人才之情形，與有違人盡其才之旨，可以想見。至多數遺棄人才，可盡為國用，則必先使國民得政治上之平等，始可挽救今日之國難，建議（設）永固之國基。
我國名為共和政體，而事實上國民無政權可言。國難如彼，政體如此，未免有“掛羊頭賣狗肉”之誚。總理遺教，以民族、民生、民權並言，其目的為求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之平等。苟人民無自由，在政治上未躋平等，國際上之平等固無由而達，經濟上之平等更屬空言。故自我國國體而言，自總理三民主義而言，開放政權實不容或緩也。